音乐与情感-唐代后的乐教思维变革

在唐代乐教“境界”风向标的指引下，后继各代都以其为基石，生发出富有特色的境界理论。就音乐教育来说，宋代沿袭秦制，在中央设立最高音乐机构—太常寺，掌管朝会、宗庙、郊祀、礼乐等事宜，但真正继承隋唐以来燕乐传统的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大晟乐府”，《宋史·职官志》中记载“大晟府”：“崇宁初，置局议大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大晟府建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兼掌雅乐和燕乐，曾一度将教坊宴乐创制的职能收归己有，《宋史·乐志》卷一百五十二记载：“（政和三年）八月，尚书省言：大晟乐府宴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府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大晟府教习，今当并就教坊习学。”可见，在政和三年（1113 年）八月之前，宴乐的创制和教习工作是由大晟府掌管的。大晟府的主要从职人员不再是普通的乐工，而是经过挑选的具有很高的音乐和文学修养的人，如周邦彦、万俟咏、田为、晁冲之、晁端礼、徐伸等，俱为一代名士，在他们的推动下，融文学性与音乐性于一体的宋代词乐在大晟乐府的催化下发展起来，以意境为特征之一的音乐传统在词人妙手丹青的描摹中氤氲开来、别具特色。如“豪放派”大家苏轼、辛弃疾、刘克庄等在保留了晚唐以来诗词的“花间范式”的同时，又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革新了词风，使得乐人们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与“人道偏宜歌舞，天教只入丹青。喧天画鼓要他听。把著花枝不应。何处娇魂瘦影，向来软语柔情。有时醉里唤卿卿。却被傍人笑问”的自由选择中品味不同风格的意境崇生。在文人与乐人的推动和催化下，乐之意境在唐后的音乐创作和教育中氤氲开来，这一时期的古琴音乐更是以独出机杼的结构和琴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气度塑造着深切而又悠远的艺术品格。

南宋时著名的浙派琴家创始人郭沔（楚望）在其代表作《潇湘水云》中，其每段标题都是那么意境高远，“洞庭烟雨，汉汉舒晴；天光云影，水接天隅，浪卷云飞，风起云涌，水天一碧；寒江月冷，万里澄波，影涵万象”。在演奏中，作者充分调动视觉上的大量信息以提供给听者丰富的想象空间，细腻地描绘祖国山河的气势雄奇与某种波诡云翳的复杂情结，佐以左手按音的大幅度“往来”荡吟，再加以右手的散弹，交互迭应，不仅强化了写声效果，更于天迥地阔之际，充分拓开琴家独特的心灵境界，心身一体，主客不分，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营造出一种意境高远的情感效应。此曲历经数代，先后被明代汪芝的《西麓堂琴统》、清代《春草堂琴谱》《大还阁琴谱》等 50 多种琴谱记载和改编。其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艺术特点被后生琴人所传习，在我国的琴曲教习中独领风骚。对境界的追求和深化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理路，艺术史上的每一次探求、每一次感悟、每一次收获都是艺术境界的提升。从秦到唐、再到明清，对乐之境界的追求内化于音乐人、音乐流派的生命之中，彰显中国艺术的独特品质。

“江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笔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善诗、工书画，尤善画兰竹，书更别具一格。青年时期立志读圣贤书，创作思想深受儒家艺术思想的影响。在画竹中表露出对艺术意境的体悟是极其深刻的，以画竹的“三境”—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巧妙地类比出艺术之境，艺术之境是环环相扣、步步递显而逐步到达郑板桥心中的那挥之不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境界。“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创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脱尽近代文人习气故也。”在明代中期“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看来，艺术是否独抒性灵、打动人心，能起到儿童审美教育的妙用，关键在于对艺术之“趣”“境界”的体会和理解。所谓“趣”，就是兴趣或趣味的意思，“趣”以童心为其根源，“世人所难得者为趣，……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由此可见，“趣”来自性灵，来自婴儿那种天真无邪的赤子心灵，同时“趣”也是人们追求的一种自由境界，“趣”如同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唯会心者知之。如果是为“趣”而“趣”，或者本来无“趣”别怀目的而求之，则不可得，至多得其“皮毛”，而失其“神情”。所以，音乐教育必须出自真“趣”，必须“任性而发”，在心灵驱使下由音乐文本兴起，然后缘此而去，感悟万物、神接天地、纵横捭阖，达到心灵境地，这是乐教的终极指向，也是“成”人之境界。在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有对三重艺术境界的界说：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看来，境界不仅仅属于艺术，更为生命所标注。(www.xing528.com)

纵观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发展轨迹，乐教的“情深而文明”、感而遂通、超以象外而得其环中，乐教的伦理表达、生命涌动都向我们表达出幽幽诗性，即乐教是情感的寄寓，是思维的通达，更是教育的境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乐不仅是“器”，更是“道”，在乐中成人，进入乐的境界。《乐记》论述，乐是伦理，是人与动物分野的界碑，同时也传递着同时代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界、音乐教育界对“音乐”的界定和意义，在西方千年的音乐教育进化史上，从柏拉图“无可奈何把诗人逐出伊甸园”到席勒的“审美书简”、从苏格拉底的道德音乐教育到海德格尔对“诗意栖居”的观照，一路走来，始终伴随着理性与感性的博弈。整个西方现代音乐以及音乐教育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由僵化的“理性”发展到鲜活的“命”的成长史，是一部由“理念”论发展到“生成”论的变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