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纪念版-我的故宫之缘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研究故宫并写故宫、讲故宫？我从2012年到2020年，即从七十八岁到八十六岁的八年之间，通过电视视频、网络音频和图书文字等形式，讲述故宫的历史、建筑、艺术、人物和精神。其中，连续出版了关于故宫的八本书。这就是《大故宫》（一二三册）、《御窑千年》、《故宫六百年》（上下册）、《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和《故宫疑案》。

许多朋友问我：这是为什么？佛学有一句话：“一切皆有因缘。”世界万事万物，既没有无因之缘，也没有无缘之因。我与故宫之缘，概括地说来，主要有五缘，即情缘、地缘、学缘、人缘和机缘。

一是情缘。我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半山半海的小乡村。因乡村地少人多，且土地瘠薄，难以糊口，曾祖父、祖父、父亲、兄长先后四代到北京谋生。清代、民国来京打工多不带家眷，老了落叶归根。他们每一年或两年回乡探亲一次，自然要讲北京、讲皇宫的故事。我的祖母很会讲故事，特别会讲宫廷的故事。老家有一句民谚：“为人不上京，等于白托生。”儿童少年的我，脑子里装了很多北京、宫廷的传说和故事，引起我浓厚的兴趣。1949年北平解放之初，我来到北京，父亲带我第一次走进故宫，终于圆了我的一个童年向往故宫的梦。

二是地缘。我到北平后，同故宫有了地缘。我家住在北新华街北口，今北京音乐厅旁边。这里同故宫、中南海、中山公园（社稷坛）、天安门、文化宫（太庙）等南北只有长安街的一街之隔。我上中学在南长街南口路西的北京市第六中学，这里是清朝升平署的旧址。学校同故宫东西只有南长街的一街之隔。我们一度就在天安门广场上体育课，还参加了修整天安门广场的义务劳动，并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们的脚步，可以说经常徜徉在天安门、故宫、社稷坛、太庙，甚至中南海。我们学校的老校工徐沛霖曾做过皇宫侍卫，学校北边的会计司胡同里住着清宫老太监，我曾经多次听他们讲过故宫和清朝的往事。直到现在，我已经在北京生活和工作70多年。这些都成为后来我研究故宫所特有的地缘。

三是学缘。学，既指读万卷书，也指行万里路。先是读书。我学清史，因清承明制，也涉猎明史，我还研究北京史、满学，而以上这些学科的一个重要的交叉点，就是故宫。所读的文献、档案、文集、笔记、碑刻、宫史等，多与故宫有关。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经常去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后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案、看文献、开会、考察，总算有千次之多。我也写过研究故宫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再是行路。故宫姻系中的北京“三山五园”、沈阳故宫、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南京明宫遗迹，故宫文物南迁四川乐山安谷旧址，台北故宫博物院暨其山洞文物地库、台中雾峰北沟防空洞文物库房遗址等，我都多次去参观考察过，并结识许多跟故宫有关的学界师友。这些使我与故宫结下深厚的学缘。

四是人缘。因学缘，结人缘。跟故宫相关联的学术团体，如北京史研究会、清代宫廷史研究会、北京满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古都学会等，我都在其中任过职务。20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故宫成立紫禁城出版社，恢复《故宫学刊》和《故宫博物院院刊》，创办《紫禁城》杂志，成立中国紫禁城学会，编纂《故宫志》和《故宫词典》，创建清宫史研究室，等等，我都从朋友那里先知其事，有的还参与其中。这样，我在故宫内外，结识了一批多地区、多学科、多单位、多领域的老年专家和青年俊彦，得以吸取他们的学术成果，对明清皇宫及其外延有更多的、更细微的了解。这些成为我读故宫、写故宫难得的人缘因素。(www.xing528.com)

五是机缘。万事万物，总有机缘。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有一出京戏叫《借东风》。有了“草船借箭”，又有了“巧借东风”，才有了蜀吴赤壁之战的胜利，也才有魏、蜀、吴“鼎足而立”的大局面。我写故宫遇到三次机缘。

第一次写故宫，是2010年至2012年，值与央视《百家讲坛》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的机缘。成果是在《百家讲坛》开讲《大故宫》系列讲座66讲，出版了《大故宫》一、二、三部，之后又补充播出和出版了其第四部—《御窑千年》。今年，为纪念故宫600年，故宫出版社将《大故宫》修订并出版。

第二次写故宫，是2019年至2020年，值与网络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和华文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合作的机缘。成果是在喜马拉雅开讲《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系列讲座100讲，出版了文字翔实版《故宫六百年》（上下册）和简明版《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

第三次写故宫，又是一个特殊的机遇。本来，故宫的写作计划告一段落，但是庚子年前夕疫情来临，禁足在家，于是梳理已积累的资料，写出《故宫疑案》书稿，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梓行。

由上，我与故宫情缘、地缘、学缘、人缘和机缘的统一，为我的“故宫系列”八本书，做了理性与感性的、资料与观点的、史论与体验的准备，打下了写故宫、讲故宫的学术基础。这促成我学术生涯中“故宫系列”的实现，也促成我在八年之间，以视频、音频、图书三种形式来解读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