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重视交友，以正直的人格结交正人君子为友，肝胆相照，相互感召，志同道合，同舟共济。这种君子之交，为当时浑浊的官场注入汩汩清流。
第一，邓廷桢（1775～1846年），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人，道光十九年（1839）与林则徐协力整顿海防，查禁鸦片。二十年（1840）调闽浙总督。六月，率军击退进犯厦门的英国舰队。九月，与林则徐同夺职。翌年四月，与林则徐同戍伊犁。二十二年（1842）十月，迎接并陪同林则徐进入伊犁惠远城。二十三年（1843）闰七月召回任甘肃布政使。邓廷桢被起用后，林、邓和诗，希望林则徐也被起用。邓廷桢离开伊犁后，林则徐搬到他的宅子居住。
第二，魏源（1794～1857年），清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林则徐在遣戍伊犁途经镇江时，会见魏源。二人夜间，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把有关《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编纂《海国图志》。当魏源听闻林则徐改役河工时，又赶来再度相会，作诗回忆两人“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魏源师友记》），定下《海国图志》之约，表达肝胆相照的情谊，“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址”（《魏源师友记》）。后《海国图志》成书。魏源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学习西方技艺，抵抗外国侵略。
第三，王鼎（1768～1842年），今陕西蒲城人。少贫，力学，性耿直，尚气节。嘉庆元年（1796）进士，以才干和品行得到嘉庆帝的信任，逐步晋升，屡任要职。早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轻的林则徐到南昌充江西乡试副主考官，便与时任江西学政的王鼎结识，得到王鼎器重。后王鼎得到道光帝信任，先后任左都御史、军机大臣、直上书房、东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道光帝命原拟赴疆的林则徐折回治河工地效力，同时派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督办河工。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到次年二月，工竣。王鼎晋太子太师，而林则徐则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相送于河干，依依不舍，老泪纵横，涕泣不已。林则徐赋诗安慰他：“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
王鼎愤愤不平，还朝力争。道光帝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王鼎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但遗疏被军机章京陈孚恩毁灭。道光帝对王鼎突然死去虽有怀疑，但没有证据，便给予优诏悯恤。史载：“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赀。”（《清史稿·王鼎传》）
第四，布彦泰（1791～1880年），满洲正黄旗人。他的一生几乎在西北边陲度过，先后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什办事大臣、喀什噶尔总兵、哈密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陕甘总督、叶尔羌帮办大臣、伊犁将军等，偕将军奕山会议俄罗斯通商事宜。直至咸丰四年（1854）才回京。享年八十九岁。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遣戍新疆，受到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关照。布彦泰经常向他们虚心咨询，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他帮助林则徐完成捐资修渠开垦，又上疏朝廷为林则徐表功。
第五，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由滇归闽途中，特意将行船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边抛泊，派人招左宗棠来舟中见面。左宗棠和林则徐在舟中彻夜畅饮倾谈。时林则徐六十五岁，左宗棠三十七岁，两人神交已久，素未谋面，但一见如故。“湘江夜话”的经历对左宗棠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经略西北，反抗沙俄侵略，做出重要贡献。林则徐逝世后，左宗棠写下长联悼念：(www.xing528.com)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依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左文襄公全集·联语》）
林则徐生逢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他睁眼看世界，挺身抗侵略，以铮铮铁骨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是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
最后，我们要记住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召见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着派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咸丰帝此时因病在身，已不能握笔，遂命廷臣承写朱谕。随之，咸丰帝又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叶赫那拉氏执掌。咸丰帝的意思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或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一人专权的局面。第二天清晨，咸丰帝病逝。
咸丰帝临终前所做的精心安排，很快就被打破，这就是辛酉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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