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奖旅游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一）会展旅游

相比于国外会展旅游的研究，我国对会展旅游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兴起的，以1994年国家旅游局借国际会议司的名义加入亚洲会议和旅游协会作为标志，在国内的研究历史并不长，慢慢与国际惯例接轨，近几年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此时的文献综述主要从产品结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角度出发，以介绍国外的会展旅游经验为主。国内的研究者如荆子玉（1981）、张广瑞（1988）、肖潜辉（1991）等较早开始研究国外会展旅游的发展。

90年代中期至今，国内众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对会展旅游产品的开发进行深入研究，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会展旅游为主要研究对象。白祖诚（l994）在文中指出，北京需要优化旅游产品结构，需大力发展会议旅游产品。道书明等（1996）、郑建瑜（2000）、梁保尔（2000）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认为上海市发展旅游业的主要模式应该包括会议旅游、奖励旅游。高俊虎（1992）、宋家增（1993）、吴忠军（1998）分别对承德、天津、桂林等地的会展旅游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建议与政策[68]。周彬（2003）以贴近会展旅游管理为出发点，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会展旅游的管理现状[6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以及上海举办的著名的2010年世博会带动了研究学者对世博会等节事活动研究的激情。会展旅游开始逐渐得到了政府相关层面的重视，开始进入实践运作阶段，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国务院2001年发布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指出要“积极探索休闲旅游、会展旅游等新型旅游方式”。我国目前虽已步入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但会展旅游活动的专业配套服务水平较低，各部门的参与程度不高，总体水平比较落后，会展旅游市场一直未打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与国际逐渐接轨，提高我国综合会展旅游业的竞争力，成为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国相关学者对会展旅游的研究堪称百家争鸣，按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会展旅游理论的研究

我国对会展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专著或是学术论文，对于会展旅游的概念、类型、地位、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周春发（2001）认为，目前会展旅游产品存在一些新的旅游形式，例如，包括专业会议、展览会、节事旅游等活动在内的综合性旅游形式。何建英（2004）在文章中阐述了会展旅游的具体内涵，指出会展旅游主要是以展览、会议为研究对象，吸引相关的旅游者参加展览、会议等活动，从而提供满足游客交流需求的旅游产品。王晶（2003）、谷玉芬（2004）从政府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会展旅游的过程中政府的重要职责和作用。李永文（2004）认为，会展旅游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区域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同时其健康发展需要包括地理位置、交通、会展设施、政府的支持等外在条件的引导。梁留科、曹新向（2004）采用实证方法，阐述了河南省会展旅游产品开发的理论基础与原理，综合运用经济学、旅游学与社会学等知识，学习广交会旅游产品的发展经验，介绍了其会展旅游产品的开发实践。黄彬（2011）对国内外的会展旅游现状进行了评价，指出需要从软硬件建设、人才培养、品牌营销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促进会展旅游的良性发展。

2.对于会展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

王春雷（2002）、郭淳凡（2003）通过对比国内外的会展旅游发展模式，结合目前我国会展旅游的发展水平、企业的发展现状，构建未来我国会展旅游的模式，例如，会展业与旅游业的关系优化、点—轴渐进扩散模式、单个大城市会展旅游发展圈布局的空间发展模式优化。王保伦（2002）构建了会展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的优化模式，以促进我国会展旅游的发展。陈乡认为在会展旅游开发的一般模式上需要从旅游产品开发模式、营销模式、经营模式三个方面考虑。于倩从产业、城市、组织、产品、市场、管理等角度提出“六位一体”的模式。学者们对于各自城市的不同发展情况进行了会展类旅游相关模式的研究，例如，张娟玲（2009）、李思慧（2010）、卞显红（2011）、梁桂磊（2012）分别从石家庄、大连、杭州、海南等地会展旅游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探讨会展旅游发展模式。

3.旅游参与者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郭英之（2003）从实证的角度总结分析了上海世博会的潜力效应、增量效应、竞争效应，并从会展立法、管理体制、市场运作、人力资源等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魏园园主要是从积极、消极两个角度分析会展旅游对一个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从直接与间接两个角度分析了会展旅游的经济效应。王蕊（2006）从旅游产业链角度对会展旅游者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荆艳峰（2008）以北京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北京的战略需要立足观光旅游、保证商务旅游、发展会展旅游、积极培育专项旅游等。王保伦、李森众、刘元晨（2009）结合沈阳实际情况提出了会展旅游市场的开发优势、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对策。陈玲认为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会展旅游的财富效应、凝聚效应和轰动效应。文岚在著作中指出湖南的会展旅游提供了包括巨大的经济效益、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水平、改善整个城市的内需、培育新兴产业群在内的四个机会点。

4.中国会展旅游竞争力评价和建议

赵秀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会展旅游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总额分析以及整体研究。陈才、武传表（2003）研究了中国城市会展旅游发展潜力，并提出相应的措施。相关学者研究了浙江省杭州市、海南省琼海市、重庆、武汉等城市，通过分析各城市的会展旅游发展条件，指出目前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进行城市的市场定位，最终提出对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建议。张徽燕从经济因素、城市因素和行业因素三个方面，对成都会展旅游业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国际的会展旅游的理论较为成熟，会展旅游的相关实践应用也较多，我国需要取长补短，为我国会展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以及参考。我国需要不断与国际接轨，以实际的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拓展我国会展旅游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弥补一些定量的方法在我国会展旅游应用的不足。在研究案例中需要重点围绕会展旅游的多种参与主体的行为，依据我国实际国情，找出我国会展旅游需要解决的问题，构建适合我国会展旅游长远发展的理论体系。

国内学者对会奖旅游的发展模式、影响作用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识到会展旅游发展模式在整个会展旅游的策划中占据主要地位，并分析了会展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环境发展、相关行业的影响、贡献等。但是他们极少将其影响效应进行细致研究，尤其是评估会展旅游所产生的具体的经济效益、相关行业发展的带动性等（会展旅游的就业机会、财政税收）。

（二）节事旅游

国内的节事旅游相关研究是以与国内旅游相关的节事活动为基础的，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创立了一批新兴节庆活动，以发展经济为出发点，以节庆活动为主要内容，最终目的是促进旅游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随着节庆旅游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例如安全、资金来源、效益评估等问题，同时也受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影响，在90年代，我国相关学者对于节事旅游的研究关注度逐渐提升。到目前为止，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1.地方节事旅游活动举办经验总结阶段

我国节事旅游研究初期，主要是针对各地区的节事活动进行总结并提出发展建议。韩天雨（1991）、蒋祖云（1994）等从节庆文化的角度对于目前节事旅游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朱佩军（1998）、杨旭飞（2000）等从节事旅游的开放条件角度对节事旅游的开发进行了理论研究的相关探索。戴光全、保继刚（2003）初步研究了节事旅游的内容与框架，指出今后节事旅游研究的发展内容，且二人一直在研究西方节事事件及重要事件旅游[70]，以期带入我国国内节事旅游的相关研究中。相关学者针对各个地区的节事旅游开发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卢晓（2011）、何玲玲（2008）、庄志民（2000）等专门对上海黄浦旅游节、贵阳的避暑节、妈祖文化节等地方节庆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更多是停留在对具体节事活动运作的经验探讨上，尚未形成普遍的规律性的理论。

2.以大型节事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研究阶段

自昆明1999年成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会，使得大型节事活动对于活动举办地的影响成为相关研究学者的关注焦点。很多关于大型赛事的案例研究重点，在节事活动的拉动作用以及政府的对策建议方面。戴光全、巨鹏（2003）以昆明世博会和杭州休博会作为案例介绍，分析节事旅游影响。刘刚（2002）以2002年韩日世界杯为例，分析节事旅游活动的市场规划。倪鹏飞（2012）等探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的影响。宗晓莲（2005）、张晓萍（2008）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节事旅游的符号内涵。李玉新从理论上构建了节事旅游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提出了提升节事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规避负面效益的措施。(www.xing528.com)

当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节事旅游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节事旅游产品的开发条件方面

范春（2001）在文中指出针对节庆旅游产品的开发只有遵从整体性原则、优势互补原则、重点保护与利用的原则[71]，才能更好开展节事活动。陈文君（2002）指出节庆旅游作为促进文化商品开发与传播的重要方式，需要将旅游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推动节事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72]。刘宁宁（2004）针对旅游产品以及用户体验二者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研究，对节事旅游产品提出构建宏观模式与微观模式的建议[73]。宋嵋（2006）基于对节日文化旅游产品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指出了山东在重要节事方面的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策略[74]。黄远水（2007）构建了节庆旅游产品的四种开发模式，包括综合类、综合类下的专业类、专业类下的综合类、专业类下的专题类，以期促进市场导向下的节庆旅游产品的开发[75]。

2.节庆的影响和作用研究方面

节事旅游作为旅游的一部分，其影响分析与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较为相似。节庆旅游影响的研究通常包括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体现为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影响、后续效应等。吕镇（1995）的文章中以山东潍坊、陕西西安等地节庆活动为例，选择AHP研究方法对会奖旅游影响节事旅游活动进行了定量评价。冯晓虹（2002）指出节事旅游的发展需要建立有效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蔡礼彬（2005）以洛阳牡丹花会为例，秦瑞鸿（2007）以山东潍坊为例，重点分析了节庆旅游活动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76-77]。张香荣（2007）主要基于节事旅游的理念，总结了节庆旅游对当地的影响，包括带动相关产业、拓宽客源市场、调整旅游产品结构、完善基础设施等[78]。刘雯等（2009）分析了大型节事的正向影响，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提升城市的形象，可更加促进该地区相关节事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加吸引节事的吸引物。但也存在负向影响，例如可能过的引入大型的节事活动导致城市无法承受，造成资源浪费，或物价上涨、城市拥挤等给参展商或是旅游者留下不好的印象。戴光全提出了后事件影响效应，认为重大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会在短时间造成旅游人数的爆炸，继而又出现在事件结束又马上萎缩的后果。李艳等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向我们阐述了悉尼奥运会对澳大利亚当地旅游业的负向影响，包括投入的资金无法有效运转，大量的场馆闲置及旅游的相关设施供需平衡失效等。

3.节事策划和市场化运作方面

朱佩军（1998）指出旅游节庆需要坚持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把节庆与工农商贸进行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郭胜（2005）、徐舟（2005）、曹扬（2010）以上海旅游节的运作方式为例，论述了旅游节庆如何成长为产业之星，如何进行市场化运作以及如何策划[79-81]。戴艳平（2007）为百色市布罗陀民族文化旅游节提出了六条建议：包括进行事前策划、挖掘文化内涵、创意开发、事中开发品牌经营、市场化运作、事后研究旅游纪念品[82]。付岩（2005）重点分析了节事旅游在活动过程中的危机预警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所预警的范围，同时还研究了危机预警的横向、纵向的构成，最后重新构建了旅游节事活动危机预警系统[83]。

4.节事旅游发展条件研究

姚海琴（2005）详细分析了影响节事旅游质量的三类因素：本体因素、举办者的因素和外围环境因素。李华敏（2007）指出：节庆旅游需要依据整个城市的综合发展，受到行业内从业人员的影响。其中，经济水平、社会现状、交通现状、基础设施等城市的综合环境是节庆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84]。卢晓（2011）指出节事旅游需要高素质的员工以及高水平的企业管理水平，举办地的文化特色也是节事旅游活动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国内节事旅游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远远滞后于国外的研究，理论的相关研究满足不了实践的实际需要，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首先，现有的研究缺乏体系，主要集中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探讨，而不能针对某一个大的方向或是综合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在实践中应用的非常少。其次，研究学者们更侧重研究在举办节事以及举办之前的效应，尤其是积极的影响，重点是经济效应，而忽视了对节事旅游的社会效应及潜在的负面影响的研究。国外的节事旅游发展已逐渐进入市场研究阶段，而我国对节事营运市场化仍没有统一的意见，多数节事活动是以政府出面、牵头、拨款后组织实施，没有专门的公司统一完成。

（三）奖励旅游

我国奖励旅游的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之前整理的研究文献可知，国有大中型企业安排的休假疗养事项是最期初的奖励旅游的形式。通常是国有大中型的企业及政府的相关部门统一去休假疗养，这笔费用通常是单位给予员工的一种福利，而国家或是企业来负责费用的支持。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等亚洲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这些区域逐渐成为新兴的奖励旅游活动举办的场所。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也吸引了大量的企业进行资金投入，同时一些国外先进的关于奖励旅游的理念开始在我国盛行。我国旅游局于1993年组织了实力强大的旅游队伍来到芝加哥参加其举办的关于会议、奖励旅游的芝加哥博览会，由此，奖励旅游的理念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也开始受到媒体以及部分企业的关注。

1.奖励旅游的理论

关于奖励旅游的研究在我国多散见于报纸和网络上，专门的论述较少，尤其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的更少。刘士军（1997）分析了西欧奖励旅游市场。匡林（1999）对于奖励旅游的概念进行了相关解释，指出奖励旅游的观念并不等同于公费旅游。王晶（2003）、刘振涛（2008）在著作中对我国发展奖励旅游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认为中国具有发展会议旅游、奖励旅游的必要性。练红宇（2008）在分析奖励旅游的特点和具体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奖励旅游产品在行程及活动设计、前期调查分析、设定主题、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参与人数设计等五个方面进行产品设计的原则和方法。佐明、付业勤（2010）对三亚市奖励旅游进行了策略分析，包括优质的旅游资源、完善的接待设施等，促使奖励旅游成为三亚市旅游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洪秋艳（2011）指出奖励旅游对企业员工、旅行企业产生了综合效应，对旅游政策、经营观念、产品设计思路提出了见解。苏琳（2001）对奖励旅游的相关管理功能，例如提升企业的品牌效应、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奖励旅游的策略

孙中伟、刘春济、高静等人指出：旅行社在经营奖励旅游过程中需要从奖励旅游的方案策划、中期营销宣传以及后期的评估等全方位介入，需要由单纯的中介转向一种战略合作关系[85-86]。刘少湃在文章中指出奖励旅游产品的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的趋势，为了使奖励旅游的激励效应再次增加，奖励旅游的产品需要维持高端性，需要时时的更新，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上升趋势[87]。杨佩群、周文丽等学者认为，奖励旅游因为具备了潜在的需求，因而其发展需要给予有效的引导，供给不良会制约需求的实现，使其维持在较低层次上，供需不能平衡[88-89]。

3.奖励旅游的效用

奖励旅游管理协会（SITE）认为奖励旅游作为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需要给予企业参与员工非比寻常的假期作为奖励，从而协助企业达到特定的企业目标[90]。其中，张文建在研究文章中指出，奖励旅游是现代旅游发展生产力以及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拓展手段，是属于生产性或是生产性服务的范围，具有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需要得到国家、政府等相关政策的支持，从而有效开发公共产品[91]。王国钦、魏薇等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在企业与消费者两方之间存在着一些负面感知，奖励旅游的激励效果并不是很令人满意[92-93]。同时相关的学者指出奖励旅游的激励效果与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重集体、轻个人以及重资历而轻业绩的文化障碍相关。根据美国奖励旅游杂志编制的“2006年奖励旅游买家手册”的数据可知，75%的接受访问者认为奖励旅游可以成为一个员工成功的激励工具，其中53%的接受访问者认为奖励旅游较为有效。同时在2010年的奖励协会的调研中，将近80%的接受访问者指出旅游比现金更能给员工带来持久的激励[94]。

综上所述，国外的学者大多数是从奖励旅游的社会及经济效能、供应商及目的地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而我国主要由于自身特有的问题，较多的研究是基于具体的奖励旅游的发展背景、发展环境等。现在的案例更多体现在旅游性质特征或旅行社的开发策略等方面，对于实际案例的研究并不丰富，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我们对此领域的形态认识或本质影响等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急需理顺奖励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有利以及不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