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天地之大德曰生”在《易传》中的出处，还有一处比较重要的涉及“生”的地方，是《系辞上》“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处，虽然没有涉及“仁”，但可以看成是对“易”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有力注解。本章即是在“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命题下来考察生、仁互通，以及其在宋代儒学的地位和影响。
从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开始，对《易传》就非常重视，其《通书》和《太极图说》的主旨思想都是以《易传》为核心展开的。因此，其后到近代以来的诸儒凡有所建树，基本都要站在对《易传》的诠释或再诠释上。本文只说《易传》而不说《周易》，是因为《易传》使《周易》从“天上”走入“人间”，完成了由“占筮”之书到“义理”之书的转变。[10]
周敦颐《通书·顺化》云：“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11]其已明确将阴阳生成万物之德定义为“仁、义”且释仁为生，但并未说明仁何以为生。张载《横渠易说》云“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已。”[12]鼓，振动，激发之意。天地用仁来做什么？激发万物，使其生长的。其中已有生、仁之意。程颐则用形象的譬喻说明了个中缘由：“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3]又说：“心犹种焉，其生之德，是为仁也。”[14]程氏以种为喻，说明了生之德性为仁，可以说已经窥见“生之为仁”的根本。其兄程颢最喜欢“生意”二字，尝云“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5]故有言曰：“天只是以生为道。[16]”这里的“生意”当是一种充满生机、盎然向上的气象。在这里，生意具有了本体论的作用，因为它是长善成善的根本性东西，因而称作仁。
二程传人谢良佐则充分继承了乃师的“生意”说并给予更为生动的说明：“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17]谢氏巧妙地运用反面论证把“生意为仁”栩栩地绘了出来，形容身体血脉不畅通叫“麻木不仁”，没有生气。而桃杏之核之所以被称为仁，是因为它们体内所蕴含的能够发芽长出的“生意”。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同样继承并发挥了“生意为仁”之说，他说“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18]在此，他承程谢之论又给“生意说”以清晰明了的勾勒，果仁之所以称作“仁”，是因为其中蕴藏着“生意”。不唯宁是，朱子还将仁之意思刻画到了极致，明确而鲜活地提了何谓仁：“仁，鸡雏初生可怜意与之同，意思鲜嫩。天理着见，一段意思可爱，发出即皆是。”[19]这里他用刚孵化出的小鸡所具有的可爱生动之气来类比“仁”之“生意”，并认为仁的意思“鲜嫩”“可爱”。这里朱熹所彰显的仁，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力”，一种蓬勃向上、鲜嫩可爱的力量！因此，他把生和仁彻底统一起来，并竭力宣扬“生底意思是仁”“仁是个生底意思”“只从生意义上说仁”“仁是天地之生气”[20]：
发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心须兼广大流行底意看，又须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广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穷。[21]
朱熹认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这个天地之“心”使万物流行，生生不已。若无此“心”，则无“生”矣，故其用一言以蔽之，将心亦等同于“生”。人作为万物之灵，乃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的，故人心承载着“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仁，那么，人心也“必仁”。且“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他再次得出“仁则生矣”的结论。朱子之所以肯定“仁是个生底意思”“仁是天地之生气”，也是其为了将天、生、心、仁这几个范畴完整地贯穿起来，从而更好地为其“理”服务。
细究程、朱关于“生”与“仁”的言论，前后还是有着很微妙的变化。周敦颐直言“生，仁也”，这是以仁释生，将生与仁完全等同了。而程子则发挥了周子的意思说“生之性便是仁也”“其生之德，是为仁也”，只是将“生之德”“生之性”释为“仁”，这就把周子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和提升。如果说周敦颐是以生之体为仁，那么程颐就是把生之用也当仁了。至于朱子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生底意思是仁”“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个生底意思”，这又是将周、程两者的意思结合在一起来释仁的。
程、朱都把仁释为“生之德”，是把仁爱和道德用“生之德”统一了起来。人们说万物有生，也就是说万物有仁。值得注意的是，程朱“释生为仁”是为其“心”进而为其“理”服务的，这样就把“生之德”等同于“心”和“仁”了。(www.xing528.com)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程颐、朱熹明确反对韩愈用“博爱”来释“仁”，程颐认为：“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22]在他看来，“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23]爱是情，仁是性，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因此不能等同。朱熹继承程颐的思想并作了发挥，其认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24]仁是爱所以产生的理体，是心的德性。因此“生之德”“心之德”等同。从而将天、生、心、仁、理打通，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其“理”学思想。
不过无论是“生之为仁”“生意为仁”，还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宋儒们对“生”与“仁”的认识都不能不说是根本于“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七个字。换言之，程朱理学对“生底意思是仁”的论述是对《易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最好注解。行笔至此，有必要对“生”字做一下考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天地之大德”何以曰“生”和“生”焉何为“仁”。
“生”字产生较早，在甲骨文的卜辞中“生”的字形为
，又有异体古文字
。至西周金文时，生字写作
，之后的小篆字体为
。在《甲骨文字集释》中李孝定先生对生字的演化做了一番梳理，其云：
《说文》：“生，进也。象艸（草）木生出土上。”契文作
，从屮（草）从一，一地也，象艸木生出地上。小篆从土者，乃由
所衍化，古文垂直长画多于中间加点，复由点演化为横画此通例也。[25]
而段玉裁则在《说文解字注》中据小篆
字认为是“下象土，上象出”[26]。虽然其象类此，其义也依然能够解通，且与“生”之本意并无违逆，但就严格意义上讲当以李先生之说为是。惜乎段氏未见过甲骨文，若然，《说文解字注》必会更精彩更准确。
其后，《康熙字典》综合历代字书的解释，释“生”为：“起也，产也。出也。养也。造也。性也。”[27]除最后一义“性也”外，其余几个释义具为“生”之本义的延伸。释生为性是“生、性”二字在古文中既是异体字也是通假字。此处暂且不论，现主要就“生”的本义上来阐释。正因为“生”在本义上有“木生土上”，即万物生发、破土而出之义，所以宋儒释生为仁，生仁互通就有了根本义上的依据。
从上面，我们可知“生”字最初被造出来是个会意字，其象征草木从地下长出，生于土上。之所以用草木而不用石头，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因为草木承天地自然之气，是有灵性的，象征着万物的生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人意会到“生”这个字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向上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的存在，才使《易传》敢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也让宋儒们有底气释生为仁，并竭力发扬。而草木所散发的生意与果仁所蕴藏的生命力是一脉相通的。草木本身即是由种子、果仁生长而成，那么两者所彰显的生命力自然会完全契合。因而，儒家的“仁”与“生”在本体的层面就相融通了，这也是孔子之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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