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对宋明儒学影响：从生仁互通论述

魏后宾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

“生”以及由生引申出的“生生”和“仁”都是儒学史上的重要概念，二者本来是相互独立、不甚关联的两个范畴，直到《易传》时“生”和“仁”才出现了互通的因子。生、仁同时出现，是《系辞上》第五章中提出的“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还有《系辞下》第一章中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地方，有着内在逻辑的间接联系而无文字表述的直接联系，但不难看出，其中蕴含了后世学者贯通二者的潜在因子。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于象数上，生、仁在先秦就已经相通了。^[1]笔者考诸典籍，对象数中“生”和“仁”的相通做了一个梳理：《尚书·洪范》虽提出五行说，但并未将其与五常相配，也没有让“木”主东方。郭店竹简《五行篇》的“五行”指的是“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也并未将“仁”与“木”或者“生”相比附。战国时阴阳家提出“相生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其中隐约有与四时的相比附，但也未将五行与五常相配。西汉初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木居东方而主春气”和“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时，才将五行与五方、四时和五常正式相比配，但这里也只是暗含了“生、仁”互通，并未明说。其后《易纬·乾凿度》《白虎通义》都继承了这种观点，但都并未明确将“生、仁”打通。郑玄在注《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时，提出“木神则仁”，这个观点与董仲舒并未有多大不同。不过，南朝梁皇侃在注“木神则仁”时提出“东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2]的观点，则将生和仁真正统合在一起。五行说虽然影响巨大，诚然，将“木”配“仁”，并主东方，主春天，的确已经暗含了生和仁的会通。然而“仁亦主生”这个观点在直到南北朝时期才明确提出，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学者对“生”并不重视。“以五行说解《周易》，始于汉易京房”^[3]，在汉代时五行阴阳才用来解释《周易》卦爻辞，其重点是用五行配五常、五方、四时，来附会卦气、谶纬。因而“仁亦主生”的观点影响有限，虽然其是从《礼记·中庸》注解中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看成是对《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等义理的继承和发挥。(www.xing528.com)

从义理上，考察生、仁的变迁会发现，“生”在先秦儒家本就是一个很不受重视的概念，相反，“仁”则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学说就是“仁”学，其释仁为“仁者爱人”，“爱人”有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积极方面而言；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方面而言。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合起来，孔子称之为“忠恕之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4]。孟子所说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5]，又认为“仁”是“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秦汉以后的儒者也没有走出孔子“仁”学的藩篱，董仲舒曰：“所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如此者，谓之仁。”^[6]唐代韩愈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7]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其对儒学的发展，不过是对孔子“仁”或从内在人性角度或外在行为的角度所作的进一步说明而已。“生”虽然在《易传》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样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哲学命题，但在汉唐一千多年的儒学传承中也没有改变其沉沦下僚的命运。直到宋明理学的出现，才使得“生”和“生生”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到现在。而生和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也逐渐融通互释，“以生释仁”成为学各派接受的传统和共法。^[8]如程颐、谢良佐、王阳明、王夫之、戴震等人，他们重视“仁”的形而上学性，并用“生理”或“生意”去揭示“仁”的内涵。^[9]因为《易传》是宋明新儒学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渊源，所以本文旨在通过从义理上考察“生”“生生”与“仁”互通的过程，来呈现《易传》对宋以后儒学发展的影响。

笔者将宋明理学分为三个阶段：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的明代心学；和以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气学。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易传》中的三个命题：天地之大德曰生；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文章在考察生、仁互通的过程中，来分别阐释这三个命题，以及其相应阶段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