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奇对张载易学的辨析和认同

韩邦奇对张载易学思想的认同和继承，主要体现在其在《正蒙拾遗》一著中对张载《正蒙·大易篇》之解释。在《正蒙拾遗》中，韩邦奇认为，“宋儒于《中庸》解人道则是”，“于《中庸》解天道，以四时日月错行代明为天道亦是”；然其“于《易大传》解天道乃谓：‘阴阳迭运者，气；其理则谓之道’则非”，“而独于解《易》则非者，盖于‘形而上谓之道’一句，未分晓耳”。（《正蒙拾遗·太和篇》）。反过来，他又高度认同张载，评价张载说：“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横渠灼见道体之妙”（《正蒙拾遗·太和篇》）。他认为张载而外之其他“宋儒”基于《中庸》解释人道、天道是正确的，然其从《易》解天道则误矣。对于张载易学，韩邦奇则极为认同：他说“看张子之易，当别着看一眼。若拘于平日之见闻，安能得其意！”（《正蒙拾遗·大易篇》）由此可见，邦奇认为张载之《易》，不同于他人，故不得拘于平日见闻，而“当别着看一眼”。然张载之《易》，与他人不同者何在？对此韩邦奇主要从张载与朱子和孔子易学的差异上做了考察。

首先，辨明张子解易，与朱子不同。邦奇早年易学，多出于朱子。其所本者，朱子之《启蒙意见》《周易本义》也。且朱子易说为当时所盛行，科举所必取，故邦奇解说张载易说，多与朱子《周易本义》对观。如张载曰：“成性则跻圣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于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圣人之性，故舍曰‘君’而谓之‘天’，见大人德与位之，皆造也。”（《正蒙·大易篇》），韩邦奇释之曰：

九二虽未得位，君德已备。如孟子所谓“大人之事备矣”。九五则居上临下矣，与《本义》不同。不曰“君德”而曰“天德”，见居是位者而又有君民之德也。“位天德”一句，横渠之意亦与《本义》不同，而横渠为密。

又如，张载曰：“大而得易简之理，当成位乎天地之中，时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圣矣，造而位天德矣，则富贵不足以言之。”（《正蒙·大易篇》），韩邦奇释之曰：

横渠之意，言二之德与位皆未至。德则大而已，位则时舍也。五之德与位皆至，德则圣矣，位则天位矣。“富贵不足以言之”，又发明夫子位天德之意。“天德”即“天位”，但圣人不以位为乐，故曰“天德”。此节论二五与《本义》不同，然《本义》为“当大”字，从“可大”来。

再如，张载曰：“‘变化进退之象’云者，进退之动也微，必验之于变化之著，故察进退之理为难，察变化之象为易。”韩邦奇释之曰：

此与《本义》不同。《本义》变化在蓍上说，进退在造化上说。张子则皆在造化上说。云造化消长之几，泛而论之实难于言，即其变化之象而言，则节序之一寒一暑，动物之一死一生，植物之一开一落，而进退之妙，呈象于变化之中矣。《本义》言揲蓍求卦，老阴变为阳，是柔变而趋于刚，老阳化为阴，是刚变而趋于柔。柔变而刚，是十月阴极而阳生也；刚化为柔，是五月阳极而阴生也。(www.xing528.com)

其次，辨明张子解易，与孔子角度不同。古人之解易，多取孔子之《彖传》《文言》等以为例，然后人之解释，未必与之相合也。张载解易，多有自得，故邦奇不得不为之立辩，而阐其立意角度之别也。如对张载《正蒙·大易篇》所言：“六爻拟议，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贞也。”一句，韩邦奇释之曰：

《彖传》以造化言，又一意也。张子以六爻言。六爻各随分而尽，初之勿用，虽未用，理亦当。六则亢，然本龙德，非为恶者，乃为善而不能逊出。君子而圭角太露者，故止得悔而已。虽曰未善，然当乾之时，大治之时也，故得元亨，而利且贞可见。凡事虽善，而当出之逊。若行，行自得径直而行，事虽善而有悔。若非乾之时，则海岭刑诛所不免矣。岂止悔而已乎！

又如张载“至健而易，至顺而简，故其险不可阶而升、勉而至。仲尼犹天，‘九五：飞龙在天’，其致一也”，韩邦奇释之曰：

他险皆可阶而升，天之至险至阻，不可阶而升，必如龙之飞而后能升。仲尼至健而易，至简而顺，德备乾坤，大而化之，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其龙乎！子贡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张子解《易》，正如夫子之《彖传》《文言》，各为一义。

以上皆韩邦奇辨析张载易学与朱子、孔子不同之例。由上可以看出，韩邦奇对张载易学的遮护和回旋。因为孔子是儒家圣人，朱子又为当时所尊，韩邦奇自然不敢直接批评孔、朱对《易经》的解释为误，而只能提出张载易学与孔子、朱子在解释的角度上各有不同，然就此也可看出韩邦奇对张载易学的接受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