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依据天道为人世创立制度，以保证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从而尽其所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天地运数的作用。此天地运数，指兴衰交变以及朝代更替所引起的社会动荡。[60]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则异矣。圣人岂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已。圣人则仁耳，此其为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正〕以天无意也。“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之于天下，法则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后世不治，何也？人徒见文字所记，自唐虞以上几治几乱，须归之运数。有大运，有小运，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61]
神则不屈，无复回《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者，此直谓天也。天则无心，神故可以不诎，圣人则岂忘思虑忧患？（难）〔虽〕圣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于其事？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天治自足矣。[62]
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盖圣人成能，所以异于天地。[63]
张载认为天地无情无义，所以“天不能皆生善人”，世间治乱“须归之运数”。圣人以仁弘道，其“之于天下，法则无不善也”。但人世间的治乱并非圣人所能左右，而是“运数”的原因。
圣人虽于治乱无必然之功，但是尚能致力于此。张载解“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认为：
洪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备；尧舜而下，通其变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运之无形以通其变，不类革之，欲民宜之也。立法须是过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64](www.xing528.com)
又如在解释《系辞上》“制而用之谓之法”时，张载谓：
因其变而裁制之以教天下，圣人之法也。[65]
圣人立法以建立秩序，尽其所能创造太平世界。但天地运数难以揣测，所以需要因时而有所变化。
《系辞下》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张载指出：
上古无君臣、尊卑、劳逸之别，故制以礼。“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礼乐简易朴略，至尧则焕乎其有文章。然传上世者，止是伏牺、神农。此仲尼道古也，犹据闻见而言，以上则不可得而知。所传上世者，未必有自，从来如此而已。安知其间固尝有礼文，一时磨灭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礼》则不过矣，可谓周尽。今言治世，且指尧舜而言，可得传者也。历代文章，自夫子而损益之，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不可加损矣。[66]
上古之事难知，今所存与可见者，仅是其“可得传者也”，然仍可以窥见其遗韵。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继承前代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习俗等。所以，正如孔子对历代文章的损益一样，在前代所遗留的礼乐文献中可以知晓其政治与德行。这一点，是百代不灭的文化精神的传承。虽然有朝代的更替，以及文化的亏损，但其根本却是不变长存的。正如乾坤作为诸卦之本，上古三代之治也是后世历代之本。张载认为，三代的礼乐文化是对乾坤二卦精神的体悟，具有一种根源性的地位，是不能随便动摇的。这一点，在他主张三代之治、恢复井田等政治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为万世开太平”一语，则是他这一伟大宏愿的最明确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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