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认为《易经》是圣人所作法典，《易传》是圣人对《易经》书本及其义理的阐释，这些文字均蕴含着丰富的天地之道和圣人意蕴。
1.“法律之书”
《系辞上》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张载认为：
“易与天地准”，此言易之书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谓也。言“弥纶”“范围”，此语必夫子所造。弥者，弥缝补缀之义；纶者，往来经营之义。[27]
易之为书与天地准。易即天道，独入于爻位，系之以辞者，此则归于人事。盖卦本天道，三阴三阳、一升一降而变成八卦，错综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动静，故系之以辞，存乎教诫，使人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28]
《易经》是一部可以“弥缝补缀”天地之道的书，其卦象爻位均象征天道，其卦辞爻辞在于根据天道来阐明人事。《易经》于三画卦乾坤的阴阳变化所成的八卦、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无不对应于天道，以天道为准则。卦爻辞所作，均是依据卦爻之象与变化而来，所以“因爻有吉凶动静，故系之以辞，存乎教诫，使人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在人们观察卦爻之象，阅读卦爻辞时，通过这些教导与告诫的文字，使其行为遵守法度，身心有所畏惧，通晓忧患的因果，不触犯规则而又能有所作为。这就像虽然没有老师教导，但依旧知道孝敬父母一样的自然。《易经》这本书，以天地之道为准则，是圣人给天下人所撰写的一部“法律之书”。故《系辞》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张载解作“天地变化，圣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圣人效之’”。[29]
2.非卜筮之书——“占非卜筮之谓”
《易经》既然是可以与天地之道等齐的，则其中必然“有贵有贱，有吉有凶”，亦“有君子、小人之杂”，“皆其自然之分也”。《易经》中的差等、序列，都是天地之道自然而然的呈现。
基于这种认识，张载对《易经》卜筮功能的理解较为特殊，呈现为一种相对理性的态度。《系辞上》言“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张载以为：“占非卜筮之谓，但事在外可以占验也。观乎事变，斯可以占矣。”[30]这种理解，将旧的巫术预测之术转化为对事情和事理的推演能力。并且，正如上文所言，《易经》的作用在于“系之以辞，存乎教诫”。
《系辞上》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张载解作：
天生蓍龟，圣人则之以占兆。”[31]
又，张载解释“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谓：
示人吉凶，其道显；阴阳不测，其德神。显故可与酬酢，神故可与祐神；受命如响故可与酬酢，知来藏往故可与祐神。示人吉凶，其道显矣；知来藏往，其德行神矣。语蓍龟之用也。[32]
显道者，危使平，易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动，冥会于万化之感而莫知为之者也。受命如响，故“可与酬酢”；曲尽鬼谋，故“可与祐神”。“显道神德行”，此言蓍龟之行也。[33]
圣人则取这些具有神圣性象征的物品，如蓍草与龟甲等作为占卜的工具。但占卜本身不是由蓍龟等物决定的，而是圣人及其对易理的把握所决定的。可以认为，易理为易之体，蓍龟为易之用。
虽然《易经》一书的根源与卜筮活动密不可分，但是圣人在此制作过程之中并未突出其卜筮作用。如《系辞上》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张载认为，“辞、变、象、占，皆圣人之所务也”，此“四道”皆是“知神之所为”。[34]圣人穷尽天地之理，然后“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变动以寓之人事，告人以当如何时、如何事，如何则吉、如何则凶，宜动、宜静，丁宁以为告戒，所以因贰以济民行也。”(www.xing528.com)
其中“尚占则谋必知来”，而“占”之一道是因为《易经》“周知兼体”，其神能“通天下之故”。易之“道有阴阳，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决疑，避凶就吉”。然而，“占”并非可以通过卜筮随便实现的。张载认为：
人于龟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将如何，惟是自然莫或使之然者，阴阳不测之类也。己方虚心以乡之，卦成于爻以占之。其辞如何，取以为占。圣人则又于阴阳不测处以为占，或于梦寐、或于人事卜之，然圣人于卜筮亦鲜，盖其为疑少故也。[35]
此言龟甲、蓍草等只是客观的卜筮工具，其本身并不能告诉人们占卜的结果。它们所显示的只不过是天地中阴阳变化的偶然现象。占卜时，人们若以虚心求问，再对照卦爻象、卦爻辞，才可以到占问的结果。这些都是一般人的卜筮。圣人则不同，只对阴阳变化中难以通晓的地方进行占问、卜筮，比如梦境及人事。但是，圣人是通晓天地万物之理并穷尽其精微之处的，很少有疑问，所以圣人很少卜筮。
张载所谓“占”，强调的是占者对天地之道（“天道”）的把握，至于人事则本于天道。圣人之占，是因为圣人之神。此“神”，不是庄子所谓“神人”之“神”，而是指圣人对天道至精至微的体贴与把握。《易经》一书虽然可用于卜筮，占亦圣人四道之一，然圣人作《易》非为卜筮，圣人之占亦非如世人之占，而是为探求天道人事所蕴含的阴阳变化精微之理。张载称“《易》非止数”，亦是此意。
张载关于“占”的理解，是对孔子及《易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认为《易经》是改过之书，因而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真正懂得《易经》的人是不随意占卜的。[36]《易传》诸篇则多言德行，尤其“子曰”类文字。
3.君子之书
张载认为《易经》之作在“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因为圣人“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喻之以君子之义。”[37]所以，《易经》是“君子之书”。此意有二：一是指导学者脱蒙至贤，成就君子之德行，即使人成为君子；一是引导君子进德修业，跻圣合天，即使人成为圣人。如何实现这两层目的呢？便在于观玩卦爻之象与卦爻之辞所蕴含的“吉凶变化，悔吝刚柔”。
《易经》卦爻象辞所示吉凶悔吝亦只阴阳变化，张载谓：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变化者，进退之著也；设卦系辞，所以示其著也。[38]
吉凶变化，悔吝刚柔，《易》之四象与！悔吝由赢不足而生，亦两而已。[39]
“吉凶变化，悔吝刚柔”皆是阴阳两端之变。圣人欲使人趋吉避凶，也非纠结于福祸得失之间。作为“法律之书”的《易经》，其所示吉凶悔吝，在于使人“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即让人有所师法——即圣人于卦所撰之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对天地之道的体悟。
张载对《易经》“吉凶”理论的认识根源于其对“易”的天道定位。《系辞下》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张载释之谓：
变，其势也；动，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变能通之则尽利，能贞夫一则吉凶可胜，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辞各指其所之，圣人之情也；指之使趋时尽利，顺性命之理，臻三极之道也。能从之，则不陷于凶悔矣，所谓“变动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爱恶，本情素动，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变者，乃所谓“吉凶以情迁”者也。能深存系辞所命，则二者之动见矣。又有义命当吉当凶、当否当亨者，圣人不使避凶趋吉，一以贞胜而不顾。如“大人否亨”“有陨自天”“过涉灭顶，凶，无咎”、损益“龟不克违”及“其命乱也”之类，三者情异，不可不察。[40]
变，指六十四卦中六爻阳刚与阴柔的势力的比例及其变化；动，指卦爻辞对阴阳消长变化的情况及原因的描述和解释。情，指情实，而非人的情感。若一爻的变化顺应天道，即其情正，则吉；若一爻的变化违背天道，则其情邪，故凶。此变化若基于对天下之理的通晓和融会贯通，则其变化能极尽流畅通顺。“利，流通之义”[41]若能合乎天地之道之正，则不被吉凶的变化扰乱，可洞察天地间一切万物运转的规律，甚至其隐微之处。卦爻辞依据六爻之时变而各有所指，这是圣人之用。“情犹言用也。”[42]卦爻辞所指，在使人能够“使趋时尽利，顺性命之理，臻三极之道”。吉凶是阴阳二气变化所致，是“不可变者”，故而“圣人不使避凶趋吉”，“一以贞胜而不顾”则“吉凶可胜”。君子所为，当顺乎天道之正，如此才是“义命”，即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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