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周易研究：解读方字的含义

那么“方以类聚”之“方”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我们不妨再看一下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中的训释：“亨按：方当作人，篆文人作，方作，形似而误。人有异类，各以其类相聚。”其“附考”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集解》引《九家易》曰：‘方，道也。’乃谓‘方’指人之道术，不切。《礼记·乐记》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郑注：“方谓行虫也。物为殖生者也。’古人称动物为虫。殖读为植。然则郑玄认为‘方’是动物，‘物’是植物。依《乐记》，‘方’与‘物’皆有性命，则‘方’亦物类，其义甚明，非方术之‘方’也。但郑玄释‘方’为动物，不见古书，亦不可从也。余谓《系辞》与《乐记》之‘方’皆当作‘人’。古文人作，方作，形相似，故误。人以类聚，得其类则吉，失其类则凶。物以群分，得其群则吉，失其群则凶。故《系辞》曰：‘吉凶生矣。’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乃以其性命不同，故《乐记》曰：‘则性命不同矣。’”^[1]高亨先生在《周易》训诂方面的成就人人皆知，他研究《周易》的著作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创见的成果之一，在上面一段训诂中，高亨先生认为“方以类聚”中的“方”是一个传抄过程中的误字，本来应该是“人以类聚”的，可是因为在古文字中“人”字和“方”字的写法在外形上很相似，所以二者就相互混淆，“人”便被写作“方”了。之所以把高先生的这种说法详细地列举出来，是因为在诸家对“方以类聚”之“方”的解释中，只有高亨先生的这种解释较为合理可信。

高亨先生参证诸说，并用《礼记·乐记》的同文相较，从古文字角度释“方”为“人”，其义较以上诸说为妥。但是高先生所用古文字这一说法，较为武断，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猜测来立论，并没有文献方面的先例来证明。《礼记·乐记》一篇，成书甚晚，考其“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一段，措辞用义颇似抄袭《周易》中的《系辞》。按照高亨先生的推论，是《系辞》在传抄过程中先把“人”误写作“方”，《礼记·乐记》在引用这一段的过程中又从之而误，未加更正。否则，恐怕不会有如此巧合，先是《系辞》误“人”为“方”，而后《乐记》又原封不动因袭了这个错误。即使这样，考《周易》经传涉及“人”“方”二字之处甚多，何以独‘方以类聚’之“方”乃“人”之误呢？况且在先秦文献中，此种例证怕未再见。但是，高亨先生的论证虽似嫌武断，然其训“方”为人，于义为近，合之上下文，义理昭然而畅。但高亨先生之说未尽善美。

“方以类聚”之“方”应训为邦国、社会或世俗组织，其引申义方为人，高亨先生直接用引申义，是考虑到“方”与“物”相对待而言，至于推测“人”字误写作“方”字，则不妥当。我们认为“方”的引申义为人，那么这种训释从何而来呢？因为《易传》的成书，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战国时代，那么对其用语的训释，自当从同时代文献中寻找出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论语》《庄子》和《易传》等，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些文献中考察一下“方”字的用法和字义。《论语·尧曰》中有句话：“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所附的《论语词典》中把这句话中的“方”解释为国家，即邦国之意。《庄子·大宗师》中也有一句含有“方”字用法的话：“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陈鼓应先生在《庄子今注今译》中把“方之外”解释为：“方域之外；形容超脱礼教之外，不受礼教的束缚。”^[2]“方”即方域，指国家、社会、世俗。另外，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则将“方”直接解释为“社会”，意思较为明确。^[3]《辞源》则将“方内”“方外”分为二词，释“方内”云：“犹言世俗。”则“方”即世俗，“内”“外”二字不必释可知。这种用法，《周易》本书亦有，比如《观》卦《象辞》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周振甫先生在《周易译注》中释“省方”为“巡视邦国”，与《辞源》所释“方”义正同。《汉语大字典》释“方”中有“殷、周称邦之辞”一项，即举《观》卦此例。按《观》卦之“方”犹《论语·尧曰》“万方”之“方”。另如《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未济》卦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之“方”，亦邦国之意，“鬼方”合称，以示邦国之别，因鬼方是众邦国之一。《史记·乐书》中有一段文字，与《礼记·乐记》及《系辞》此段大致相同，其中对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一句，龚浩康等注云：“方，解释不一，以指不同种族的人一说为妥。”^[4]这种解释已经揭示了“方以类聚”中“方”字的真实意旨。由以上例证可知，“方”有邦国、社会、世俗、组织之义，不必赘言。这种意思仍由“方”的早期含义引申而来。《说文解字》释“方”曰：“并船也。”因此，“方”又可以引申为并。《仪礼·乡射礼》：“不方足。”“方足”犹“并足”也。“方”既有并之义，则人与人相并而形成之邦国、社会，亦可称“方”，其义一也。另外，从音韵学角度来看，在上古音中，“方”字为阳韵，帮纽；“邦”字为江韵，帮纽。二者属同纽字，而其韵阳、江又为同一辙，故二字其义可通，“方”犹“邦”也。因此，“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便可晓畅而释，即“人以类相聚合（成为社会、邦国、组织），万物以不同之群属而有分别，由此生出吉与凶不同的结果”。因两句属对文，以人为代表的社会、邦国是与除人之外的万物相对待而言，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为类别相当。

上述人与物的对待用法在先秦文献中亦常见，如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中庸》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庄子·天下》：“爱人利物之谓仁”等，同时代之文献皆“人”与“物”相对待。《荀子·劝学》篇亦云：“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则明确指出“物”指的就是“草木”和“禽兽”，也就是动物和植物，“物各从其类也”也就是《易传》所说的“物以群分”的思想，那么和“物”相对应的“方”就只能是“人”了；《荀子·劝学》篇又云：“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则亦直接把作为“人”的“君子”和“物”对应起来。以上各种文献亦可佐证“方”的释义就是“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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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408页。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5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4]王利器：《史记注译》（第二册），三秦出版社，1980年版，第8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