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周易研究：推动现代命理学的新要求

我们现在研究命理学，一方面要传承这些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应不断学习、吸收现当代的科学文化成果，发展和丰富命理学，为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服务。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

命理研究和科学文化结合的问题。自己慎于言，行得正，站得直，言行活动经得住任何风吹雨打，经受得住他人的质询、历史的考验，这叫正命、立命。不说没有什么根据的话，不说不能见光明的话。

命理研究和道德修养结合的问题。还要本着良知，有一颗爱心。凡有命运困惑的人，总是遭遇生活困难或精神困惑而不能自拔的人。别人陷于困境，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利用其困境，大赚其钱，如那些不良医生，还是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知天命，理解命运，并从人生困境中走出来？两种选择，体现了两种人，体现了两种人不同的道德修养。我们应提倡后一种。因为他们自己有良心，不忍心见他人困难而挣昧心钱，不忍心挣了人家的钱而置其人生困难于不顾。

命理研究和民族国家命运相连的问题。命理研究往往是对某一个人的命理进行研究。但我们知道，谁是一个人从生到死个人独自生活的呢？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研究一个人的命理，不去研究他们的修养水平、素质高低、能力大小、社会关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三观，只凭借古人提供的命理公式，怎么能准确预测每个人呢？这就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我们研究者要有科学文化素养；二是不能局限在一个人论其命理，必须结合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的人际交往来进行认识，下判断，尤其要结合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命运来进行认识、判断。举个例子，近代以来国家落后挨打，个人再有能力，命再好，命理研究再好，依然会受到国家落后命运的牵连。这说明，个人的命理如何，到近代社会化大生产以后，更加离不开对民族国家命运的认识和把握。我们研究命理，还要提倡研究祖国的命理，以便我们掌握祖国命运，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1]战国时成书的《易传》，作为解释《易经》的著作，其“气”的宇宙论与《易经》本文中的宇宙论不应有根本对立，只应是对《易经》宇宙论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学界公认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宇宙论——20世纪易学研究成果（以顾颉刚为代表）认为，今天能够见到的《周易》一书，特别是其中的卦、爻辞，从其所记载的“故事”（2件商朝的事情，3件商末周初的事情）看，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很有说服力，影响也很大。李学勤肯定，顾颉刚的研究“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的（时间）范围，是极有贡献的”。（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现在，学术界大多承认《周易》一书当形成于殷周之际——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气”宇宙论，也是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气”宇宙论思想。

[2]东汉郑玄在《易赞》中说：“易一名而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3]《易传·系辞上》。

[4]作者按：可以同情地理解这种感知方法，潜在地包含了逻辑推理或证明过程在内，只是被凝缩为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直观而已。

[5]《易传·序卦传》。

[6]《易传·系辞上》。

[7]《易传·系辞下》。

[8]《易传·说卦传》。

[9]作者按：如公孙龙认为，“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公孙龙子·坚白论》），断定“指”与“指”互相独立，各自成为称谓或表达世界中最实在者。这种“指”论很有原子论色彩。

[10]作者按：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族精神真正奠定于宋明理学。从儒、释、道三教关系看，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更仔细地看，考虑到先秦思想的成就和特点，此说也需要细化。比如《易传》的世界有机生成模式，就是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典型。考虑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历史时，肯定不能将《易传》排除在外。

[11]《老子》第三十八章。

[12]《易传·系辞上》。

[13]《易传·系辞上》。(www.xing528.com)

[14]《论语·述而》。

[15]《论语·为政》。

[16]《周易·贲卦·彖辞》。

[17]《史记·太史公自序》。

[18]《易传·系辞上》。

[19]《易传·系辞下》。

[20]《易传·系辞上》。

[21]《周易·乾卦·象传》。

[22]《易传·系辞上》。

[23]《易传·系辞下》。

[24]《易传·系辞下》。

[25]《周易·乾卦·彖传》。

[26]《道家文化研究》第12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27]周立升：《易、老相通论》，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2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28]王夫之：《老子衍》，《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5页。

[29]王夫之：《老子衍》，《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4页。

[30]王夫之：《姜斋文集》，《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