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传》看来,宇宙至少有两方面的结构:一是由阴阳组成的世界成分性结构,二是由形而上和形而下组成的世界层次性结构。
就阴、阳看,阴和阳“交感”“感应”“相推”,即有相互感应、相互推动的关系。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从正面看,阴阳相辅相成,从反面看,“阳无阴不立,阴无阳不成”,阴阳互相不离,“相柔相摩,八卦相荡”,相摩相荡而生变化;另一方面,阴阳之间还有分与合的关系。分,指阴和阳互相区别,而且“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各自所生也互相不同。虽然阴、阳有分,但同时也有合。分而言之是阴与阳,合而言之曰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12]即是。具体言,阴阳关系可有几个方面:阴非阳,阳非阴,阴阳对立;阴必有阳,阳必有阴,阴阳不离;阴而阳,阳而阴,阴阳互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涵;阴成阳,阳立阴,阴阳互助;阳“健动”“自强”,阴“顺从”“厚载”,阴阳相合,生生不已。
阴阳思维,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几千年,成为古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易传》提供的阴阳结构,完全不能为原子论基础上的欧美个人主义、私有制等提供世界观支持。
《易传》还认为,世界由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两个层次构成。它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3]“形而上”,是超越有形有象的世界,在《易传》中,特别指阴、阳未分之太极,即道,现在我们一般将“形而上”理解为抽象;“形而下”,是有形有象的世界,在《易传》中,特别指阴、阳及阴阳既分以后的四象、八卦及万事万物,现在我们一般将“形而下”理解为可以凭经验感觉到的具体世界。孔子已经有将“道”(“志于道”[14]等)和“器”(“君子不器”[15])相对而论的思路,《易传》则将这种思路明确化。《易传》的明确讲法,比《老子》讲的“有”和“无”的关系,比《中庸》讲的“天命”“诚明”“中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都更简明而清晰,对后来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有引导性作用。(www.xing528.com)
《易传》不只提出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相对而立的概念,而且对“形而上”“形而下”两个世界的关系——这是任何哲学所必须关注的中心问题,冯友兰甚至认为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有潜在讨论。《易经》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6]之说,涉及自然与人类社会、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系辞上》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效之。”形而上的天道在形而下世界显示(“生”)出来,形而下的圣人效法形而上的天道,这就是《易传》所描述的天人、体用关系模式。当然,我们或可推广《周易》的阴阳思路,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也看成是阳和阴的关系。如果这样看,则我们也许可以说,“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两个世界之间,既相反,又相成,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说相反,两个世界有上、下不同;说相成,两个世界并不互相分离,离开一方,另一方也无以自存。
形而上的体和形而下的用辩证统一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体用思维模式,是我国古代中道思维的主要内容,并且成为后来儒家批评其他学派的普遍标准。“体用一源”(二程)、“体用不二”(熊十力)、“体用合一”(贺麟)等体用辩证法的命题,则是后来学者对《易传》“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辩证思维的具体化。西汉司马迁讲求“究天人之际”[17]的最高学问,近代以来国人用“形而上学”一词指称哲学或哲学中的本体论,不能说没有受到《易传》“形而上”“形而下”之说的影响。有人断定中国古代本体论思想迟生于魏晋玄学时,显然可以商榷。《易传》不仅以其阴阳宇宙论影响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而且以其阴阳辩证思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思维,使道的朴素辩证法始终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而没有出现某些其他学术或宗教流派那种割裂体、用,有浓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思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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