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死亡文化差异及教育效果

死亡既是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须面临与处置的事件，因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应对死亡的方式。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对死亡的恐惧引到了对现存生命的关注上，发展出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生死观。儒家舍生取义、崇尚道德教化和自我完善的德育思想，道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保健养生之道，佛家（禅宗）对心性修养、对人生完美的追求，等等这些传统的生命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具备其现实的价值。传统生死观中的人本思想、乐观进取的精神与高校生命教育相结合，对于中和西方生命哲学中悲观主义的阴暗色彩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回避死亡，充满着乐观祥和的精神，缺乏悲剧意识和危机感，这也是中国传统生死观的缺陷。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

1.重生、舍生取义的儒家生死观

儒家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生命，万物生生不息，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如《周易》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反映了儒家“重生”的态度。《论语·先进》中“颜渊死，子哭之恸”，意思是：孔子的弟子颜回死去，孔子大哭，表现出孔子对生命的悲悯之情。孔子在与子路讨论鬼神、生死之事时，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生是向死的生，不知道生的学问，又如何知晓死的学问呢？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

由上可见，儒家虽然“重生”，但并不“贪生”，超越生死的是对道德大义的追求，所以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这种道德大义超越生死的观点，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虽然同为一死，但价值不同，分界也在于义。

2.道家“顺物自然”的生死观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

在庄子看来生死都是大化运行中的一个阶段，就像四季万物的轮回，所以对于死亡亦不必恐慌，也不用悲伤，要顺其自然。庄子对死毫无顾忌，但却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讲究“养生”。庄子在《让王》一篇中，用十五则寓言来阐释：要重生轻利，要珍惜生命，表达了他对于那些为名利而伤害性命，甚至中途夭折者的惋惜之情。这看似很矛盾，实则不然。不惧死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养生、珍惜生命也是为了过完天赋的寿命，也是顺其自然的体现。这一点，在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嵇康“厌世”却不“厌生”，嵇康虽然不愿与当权者司马氏集团合作，隐居山野，打铁为生，但却没有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并写过《养生论》。《道德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表达了那个时候汉人的死亡观：死而不亡者寿。人死了，但是人的名声、精神、人格没有在人世间消亡，这才是真正的长寿。说明那个时候的汉人并没有把生命物质的终点当成是终点，他有更高的追求。(www.xing528.com)

（二）西方文化中的生死智慧

1.西方文化中的“重生”

西方文化中一直以来也非常“重生”，他们关注人生合理的享受，注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受。《荷马史诗》讲述过这样的故事，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在一次战争中英勇牺牲。他死后在阴间当了冥王，另一位希腊英雄奥德斯修去阴间看他，非常羡慕。奥德斯修说：“在人间你是伟大的英雄，没想到你在阴间居然也是王，很潇洒啊！”但阿喀琉斯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我宁愿在人间当最底层的劳动者，也不想在这阴间当冥王。”因为在阿喀琉斯看来人世间有荣誉、有战争、有美色，无论什么样的欲望、抱负都可以去追寻，多么幸福，而阴间，什么都没有了。阿喀琉斯在伟大的死和平凡的生中他选择了平凡的生。

伊壁鸠鲁说：“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既不把生存当作坏事，也不把死亡看成灾难。贤者对于生命，正如他对于食品那样，并不是只选多的，而是选最精美的；同样地，他享受时间也不是单单度量它是否长远，而是度量它是否合意。”伊壁鸠鲁哲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古希腊快乐主义的道德理论。快乐主义道德理论强调生命的内在价值，重视个体幸福的深度和广度，即“最合意的人生”。这些都体现古希腊哲学中“重生”的原则。

2.直面死亡的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中生死观的最大不同就是，西方文化中强烈表达了一种直面死亡的精神。很多哲学家都表达过对死亡的深刻思考和求索。古希腊哲学家把人看作是灵与肉的结合，肉体是卑贱而肮脏的，灵魂纯洁而高尚。当死亡来临，腐朽的是肉体，永恒的是灵魂，所以死亡不足惧。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在他坦然赴死之前，发表过一篇有关死亡的著名讲演。苏格拉底说：“有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死亡不仅可以摆脱一切烦恼，不会因提出问题而获死罪，而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同荷马、奥德修斯等诗人、英雄交谈，向他们请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到了现代，海德格尔、萨特、波伏娃等人，把死亡的意义放到根本的地位上，就是说没有死的观念，没有死亡意识，就不知道怎么生活。海德格尔在其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人是向死而生的，在人的生活中，死亡对他是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是一个底线，也是个目标。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会死的，他就有了生活的目标，就能对自己的一生加以筹划，有死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如果没有死的话也就没有什么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