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发展历程：教育学的起源与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发展，与近代以来我国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最早源于西方相应课程（“教育学”）的引进和设置，源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学科分类制度。从教育学史上来看，早在17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培根就将教育学归入“科学”之列，但当时，教育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学里也没有见到开设这门课程，更没有人专门从事教育学的研究。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一些国家相继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和发展了师范教育，教育学课程就成为一门师范生的必修课。1861年，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学》，明确提出将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阐述了他著名的理性主义教育学观。不久，他还成立了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至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都设置了“教育学”（注：在国外，“教育学”也有不同的称谓，如“教育科学的基础”、“教育学的基础”、“普通教育学”等。）一科，教育学研究包括教育学原理研究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职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和学术研究领域才得以在新式高等学堂中确立。1902年10月14日，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考试科目表中就列有“教育学大义”一科。此后，教育学一直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更名为“优级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等）的通习科目。但此时，教育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从事专业研究的学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教育学原理作为一门学科在艰难曲折中得到确立，并有所发展。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沿袭清政府的做法，将教育学与心理学一起规定为全体学生的通习科目。对于教育学原理学科的确立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本科阶段设立了“教育专攻科”，学制4年，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充任教育学科教员。教育专攻科的设置表明，教育学已经从一门单纯的师范类课程发展为一个大学的专业。不仅如此，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又开设了“教育研究科”，招收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或大学三年级学生，学制2年，毕业后授予“教育学士”学位，养成教育界专门人才。教育学士学位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所有教育学科的发展。在此基础上，1924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教育系。教育系的设立，为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所有教育和心理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1931年，学校成立教育学院，设置教育科学门，开设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科研方法等基本理论课程，教育学原理课程体系初具规模。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教育学院随学校辗转搬迁，但是教育学院的教师们还先后组织了“教育研究会”，开辟了各种教育试验区，坚持开展教育理论和实验研究。1946年，学校回迁，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设置“教育研究所”，负责开展教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新中国的建立，既为历经沧桑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也为我校教育学原理学科的新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使之步入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和繁荣时期。第一，教育学科的建设受到了师范大学乃至教育部的高度重视。第二，1952年，教育系成立了“学校教育教研室”（后来的“教育学教研室”及现在的“教育学系”的前身），下设“教育学教学小组”。第三，1952年，教育部的院系调整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教育系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一大批知名教育学者来到师大，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在教育学原理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如来自北大的邱椿、陈友松，来自人大的王焕勋，来自辅仁大学的张怀，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瞿菊农等等。群贤毕至，加上教育系原来的师资力量，一时间使得师大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全国无与比肩，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第四，从1947年开始，陆续邀请苏联教育学家如波波夫、崔可夫、卡尔波娃、普希金等来师大举行讲座、报告和指导工作。这对加强中苏两国的教育学交流，全面学习和宣传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迎来了北师大乃至全国教育学原理发展的一次“高峰”（注：黄济教授在《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一文中也认为，“学习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对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对于新中国正规的教育模式的建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全面学苏’口号的片面性和脱离中国教育实际以及苏联教育思想的绝对化和教育模式的固定化和集中化等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尽管如此，就当时教育科学的发展来说，也应算是一次高峰。”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1期，第7页。）。教育系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教育学教材和专著，其中不乏一些教育学原理教材与著作。第五，以“学苏”为契机，接受全国各地选派的进修教师和研究生，如瞿葆奎、王逢贤、王道俊、陈信泰等。他们今天都已成为我国教育学界教育学原理方面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其他极左思潮如“教育大革命”的影响，“教育学”与“心理学”等学科一起被定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受批判。尽管如此，不少老师们还抓住机会就毛泽东教育思想、教育学和公共教育学教材选编等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1959年，他们还提出在3至5年内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教育科学的宏伟设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老师的身心受到严重迫害和摧残，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也自然处于停滞和荒废状态。(www.xing528.com)

1976年10月，党中央彻底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1978年春天，教育系重新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学校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实际招生40人。这为新时期高级教育理论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这一批及以后几批的学生，现在大都成为全国各个师范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路线，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新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教育科学的春天。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界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1979年开始，教育学界开始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有关“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是新时期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彻底纠正和肃清“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提出的错误的教育思想路线和做法，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和繁荣新时期教育科学事业，推进教育学术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教研室的许多老师都积极参加了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本着高度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使得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教育本质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全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影响。与此同时，一些老师还开始了对教育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师的性质和地位等基本教育理论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肃清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思想，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国家宏观教育决策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基本理论”（即今天的“教育学原理”）专业获全国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这对于提升教育学原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层次，进一步扩大北京师范大学在该学术领域内的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5年，该学科获得了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省部级规划课题。围绕着这些规划课题的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术团队，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90年代的教育学术研究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一时期，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开始分化，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等学科纷纷独立，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领域，奠定了今天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基本格局。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下，这一时期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标志性成果。鉴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研究的悠久历史、深厚的学术积淀、强大的学术梯队、富于原创性的学术见解和在全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地位和作用，198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原理专业正式被审定为全国重点学科。之后，教育学原理专业的教师们围绕着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课程和教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讨论，从各个方面加强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现代教育论”的研究和成果出版，应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95年2月，该学科设立了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7年，该学科被批准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2年，该学科再次被审定为国家重点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