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研究的新动向：昨天的教育面临新挑战

美国60年代的教育史研究是令人注目的“修正主义”时代，其最活跃的人物是贝林和克雷明。贝林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审视了美国殖民地时期教育在殖民社会中的作用。他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中指出，有一种狭隘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史学观点，只解释与现代有关联的历史问题，其实这是对过去历史的缩短和歪曲。贝林指出库柏莱范式的教育史研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正规教育机构中进行的教育活动。他认为，如果把教育定义为“文化代代相传的全过程”的话，那么履行这种传递的最重要手段或媒介在早期美国殖民地社会并不是“正规的教育组织或公共交流媒介”，而是家庭；“公共教育的现代概念……在18世纪末之前尚不为人所知。”（注：B.Bailyn，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2）因此，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英国家庭生活的特点是理解美国殖民地时期教育史的关键所在。根据克雷明的观点，应从社会的全方位来考察美国的传统教育。他认为，“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机构形成了美国的思想、性格和感受性，……这些机构与使之得以存在的社会发生了关系。”因此，像家庭、教堂、图书馆、博物馆、慈善机构、青少年团体、出版界、广播电视系统、研究机构、农业博览会、军事组织等机构均具有教育性。显然，贝林和克雷明的研究拓宽了美国教育史研究中教育概念的意义和范围。事实上，他们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教育史研究，使教育史研究前景“光辉灿烂”。教育学院与文科系和自然科学学院之间的敌对情绪得到了缓和。（注：但从历史上看，这种缓和只是一种休战，而不是永久和平。在教育系和教育学院内部继续存在“专业性”和“学术性”之间的尖锐矛盾。教育学院里对教育史学家的“功能”——是学术的还是专业的争论似乎十年轮回，平息了，又爆发.）

然而，60年代，由于国外对越南战争，国内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往日繁荣的城市衰落，政治的腐败等引起社会叛乱和混乱肆虐一时。因此美国社会新重建主义者应运而生。像巴茨和教育史上老一代社会重建主义者一样，他们致力于使教育史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他们对美国的力量和潜力深信不疑，对学校能够而且一定会对美国社会的不断完善做出贡献充满信心。在教育史研究领域，涌现出像凯茨（Michael Katz）、卡雷尔（Clarence Karier）、斯帕林（Joel Spring）、福尔劳（Paul Violas）和梯奥克（David Tyack）这样的研究者。他们在库柏莱把教育的定义局限在学校教育这个概念上同意“修正派”的观点，但他们从现时代社会的特点出发认为，无论是库柏莱还是“修正派”史学家对美国的社会、政治和学校都怀有一种虚构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态度。因而向新教育史学家提出了挑战。凯茨直言不讳地声称，学校已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在研究了19世纪中叶马萨诸塞的公立学校改革情况后，指出公立学校倾向于中产阶级，马萨诸塞强迫教育改革，其意图是中产阶级通过教育来控制和安抚工人阶级和劳工组织，并把其价值观强加给下等社会，所谓美国公共教育的基础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保守的、种族的以及科层制的。”（注：Michael Katz：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1968，&Class，Bureaucracy，and the schools，1971.P.xvi.）按照梯奥克的评价，公立学校对穷人儿童的教育效果极其弱小。（注：David Tyack，The One Best System：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1974）P.12.＂New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In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ed.Herbert J.Bass（Chicago：Quadrangle，1970））卡雷尔发现，“现代的教育体制中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卡雷尔还指出，以贝林和克雷明为代表的历史只不过“悔过不少，而富有成效的批评十分浅薄”。（注：Clarence J.Karier，ed.，Shaping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tate，1900 to the Present（New York：Free Press）P.xvii）“新重建主义者在撰史时，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社会的危机，没有理由对一门既对历史认识又对当代改革做出有意义贡献的学科产生厌烦情绪。教育史对当代改革的贡献应走在前列，要重新确立撰写历史的新标准。”（注：Understanding History of Education，P.28.）实际上，贝林等通过延伸教育史研究的界限，引入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而凯茨等把政治和社会哲学引入这个领域。

随着教育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愈来愈复杂，自觉意识越来越增强，对新教育史学提出了更多的争论和挑战。历史分析的基本概念，例如社会阶级、民族性、职业、种族性等成为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治史差异的基础。70年代，女孩和妇女教育成为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新的重要领域。由于对国家与其相关概念的解释、理解方式的改变，诸如社会阶级、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等概念纷纷引入到教育史研究领域。例如，安德森（Anderson，1975）在对英国机械学院和星期日学校进行研究时，努力而缜密地探索社会阶级的组成，教育内容和机构的意义。在教育机构与国家本身及其另外的机构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库柏莱——康德尔的解释类型或美化国民性（民族性）的类型，而是侧重国家自身的历史和作用，重点在现代国家的压迫和剥削性以及国家总机器中教育的地位。“国家和它的组成部分显然是60年代以来成为教育史富有争议的核心因素。”（注：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Research and Studies，Volume 4，Pergamon Press Ltd.1985，P.2275.）教育史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朗。但表面上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罢了。教育学院与文科系和自然科学院之间的敌对情绪最近得到了缓和，但只是一种休战，而不是永久和平。在教育系和教育学院内部继续存在“专业性”和“学术性”之间的尖锐矛盾。教育学院里教育史学家的“功能”问题的争论，是学术的还是专业的，似乎十年轮回，平息了，又爆发了。

新教育史学令人惊奇和忧虑的变化是“美国教育研究联合会”（AESA）这个组织是穿着现代外衣的旧教育社会基础理论。AESA和它的刊物《教育研究》为老一代教育史学家荣归故里提供寓所，他们发现“教育史协会”及其HEQ过于专业化，侧重于学术研究（Research—Oriented），因此很合他们的胃口。HEQ的编辑麦汀利（Paul Mattingly）认为杂志接受了教育史的所有一流论文，特别青睐“传统的教育基础理论”。(www.xing528.com)

由于越南战争，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城市的衰落，政治的腐败等社会的反叛性和混乱局面肆虐一时，因此60年代社会新重建主义者应运而生。像巴茨和教育史上老一代社会重建主义者一样，他们致力于使教育史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与老一代重建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相信美国及其潜力，对学校能够且一定会对美国社会的不断完善做出贡献充满信心，新重建主义者对美国学校、美国社会、人文传统怀有一种“超验的敌意”。按照梯奥克的评价，认为公立学校极小有效地教育穷人儿童。卡雷尔发现，“现代的教育体制中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凯茨认为，新重建主义影响最深的观点是，所谓美国公共教育的基础现在是，永远是“保守的，种族的以及科层制的”。

新重建主义者认为教育史的功能显然为社会重建提供根据，寻找原因。卡累尔贬低人文历史，指出以克雷明和贝林代表的历史只不过“悔过不少，而富有成效的批评十分浅薄”，人文历史与我们当今世界没有发生联系，也没有给它增添什么意义。新重建主义者在撰史时，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的社会危机，没有理由对一门既对历史认识（理解）又对当代改革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学科产生厌烦情绪。教育史对当代改革的贡献应走在前列，要重新确立撰写历史的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