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史学的滥觞：昨天的教育之曙光

50年代后期，进步教育联合会已不复存在，NSCTE也寿终正寝，HES的士气十分低落。安德森和克莱顿（Clayton）转向教育哲学和理论的研究。巴茨、伊格森、布里克曼和默尔曼转向国际和比较教育。布鲁巴赫1958年辞退出耶鲁大学，成为密歇根大学的高等教育学教授。古德和伍顿相继去世。但克雷明在巴罗曼和另一些意气相投的年轻史学家帮助下整理名著，并且努力探索一条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

克雷明重现教育史的可赖性的策略是架起教育史与其母学科——历史之间的桥梁，同时也保持与专业教育领域的领导们的联系。他的《学校的变革》（注：Lawrence A.Cremin，The Transition of the School（1876—1957），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一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使他在50年代后期的努力促成了两者之间的协调，他对任何一方都不俯首称臣。克雷明当选为1960年NSCTE的主席和1959—60年HES的主席。在克雷明的领导下，1960年解散了原HES，新成立“教育史协会”（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总部设在匹兹堡大学教育学院。HEJ在1961年被新的“教育史季刊”（HEQ）所取代，由匹兹堡大学主办，克雷里（Rylend Crary）任主编，他是克雷明在教师学院时的同事。克雷明强调教育史与历史间的联系，他还直接写信给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HEQ的宗旨认为“教育史应当与历史专业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教育史应当挖掘潜藏于社会、文化和知识历史领域内和它们密切相关的根源；它应当消除其狭隘的，有时近乎短见的片面性。

克雷明和声名逊色些的巴罗曼、李（Gordon C.Lee）、考兰（Raymond Callahan）、克露格（Edward Krug）以及赛泽（Theodore Sizer）在维护教育史方面的努力被另一种危机勉强地支撑着。这场危机在50年代后期爆发，60年代伴随着康南特《美国教师教育》的问世而达到巅峰。与10年前的贝斯特一样，康南特批评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史的课程。他指出，如果要设置这些课程，那么要由研究过教育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承担设计任务。然而康南特保留了对教育基础课程的最尖锐的指责。他明确指出，那些管理课程的人通常没有受过任何母学科训练，经常把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意识形态学的零碎东西拼凑在一起。康南特建议要废除这种生态式课程，“因为它们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还毁坏了教育系的名声”。（注：James B.Conant，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Teachers（New York，McGraw—Hill，1963），））（P126—127））教育史领域似乎一直在渴望这种高见，它是许多人多年来冥思苦想但又不愿公开表白的一种声音。至此，社会基础被教育史抛弃。（注：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P.25.）

由于受直属“福特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美国史教育作用委员会”的资助所推动，教育史受到了无限的尊敬。1957年，委员会向历史学家发出了呼吁。1960年出版了贝林的《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一书。事实上，贝林加速了几代教育史学家之间的分裂，推进了新教育史学与社会基础和旧教育史之间的分道扬镳。（注：Ibid.，P25.）(www.xing528.com)

1965年，克雷明出版了《埃尔伍德·帕得森·库柏莱的美妙世界》，标志着他和同时代人与过去彻底决裂。1966年HES终止了与匹兹堡大学小组的关系，因为他们过分强调社会基础和旧教育史学，总部迁移到纽约大学，在这里一代新史学家开始发挥对HES和HEQ的领导作用。几年后，HES割断了与参加年度联席会议的NSCTE的遗留关系。1968年，美国教育研究联合会的教育史和历史学分会成立。由此，教育史学家与教育发展中影响最大和最有声望的研究导向的团体之间的联系促成了。在教育史学家中，贝林和委员会所从事的活动对教师学院和教育学院的教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大学文科教师中的历史学家意识到教育领域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委员会还为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史密（Wilson Smith）这样的史学家提供资助。因此，在历史学家中形成了教育作用研究的核心。

对于教育学院的教育史学家来说，60年代早期是体现时代的曙光时期。振奋人心的是，贝林这位哈佛杰出的史学家，宣称教育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合法领域。贝林的声明极大地鼓舞了所有教育史学家，他们迫切希望把教育史的研究与社会科学中一切举足轻重的研究联合起来。当教育史开始吸引专业历史学家时，美国教育史有机会与历史学术成就的严格标准再次接轨。这表明教育史摆脱了基础课的垄断。最终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教育史研究工作具有密切联系性，可以解决当代教育问题，为摆脱教育困惑和陷入教育危机指明正确方向。正因为克雷明的努力，特别是《学校的变革》一书的出版，教育史学家是否会受雇于历史系或教育学院的疑问已毫无意义。

70年代以来，社会史或文化史领域与教育史一样发展迅猛。《教育史季刊》吸引了国内外知名的优秀学者。HES、美国史联合会的教育史分会的年度会议在全国频频举行。贝林，克雷明和史密的孜孜追求的“新教育史”的人文主义理想得到广泛认同，与社会和思想史领域密切联系成为现实。无疑，教育史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