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社会基础理论和教育史研究的徘徊与挫折

在20世纪30年代巴茨运用问题趋向法（Problem—oriented）进行教育史的研究比雷斯纳等教育史研究人员要深入得多。巴茨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他的努力使教育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使“教育的社会基础理论”得以崛起，这正是社会重建主义者的观点在专业课程中的具体化表现，表明“教师的教师”在社会重建中必须起决策作用。但实际上，教育史研究出现了挫折和徘徊。

社会基础理论实际上来源于美国教师学院改造主义者团体，即《社会先驱者》的“讨论团体”、“约翰·杜威协会”和“进步教育联合会”。“讨论团体”认为历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比较教育是教育的社会基础理论，但这些学科应“统合”为一门课程。哥伦比亚教师学院在1934年成立一个单独系：教育的社会和哲学第一系。在1934—1935年，拉格和克伯屈率先在20世纪美国教师教育领域内进行了最具影响的革新，提出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课程。基础课程的目标是要挖掘对学校和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解决起作用的材料，把正确的社会意向和信念灌输给未来的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但教育的社会基础在教师学院的教师中从未得到普遍认同。例如，要素主义者巴格莱、康德尔和雷斯纳并不接受这种理论。但是基础理论为20世纪40、50年代的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提供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世界观。教育的社会基础课程，为教师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20世纪40年代，这种理论迅速传播到其他教师教育院校，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成效的是伊利诺斯大学的教育学院。

20世纪40年代，极权主义威胁不断增强，改造教育的重点从学校在建立“社会新秩序”中的作用转移到维护、保存“民主”的作用上去。这种动向反映了战略上而非目标上的转移，因为新重建主义者的民主新概念——以集体性、合作性和科学的问题解答为特征的计划性社会的一种形式——使他们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重建主义者。新重建主义的中心机构是伊利诺斯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础”系，其绝大部分教师都在教师学院学习过。教育哲学领域内的斯坦里（William O.Stanley）、贝恩（Kenneth D.Benne）、斯密（B.Othanel Smith）和教育史领域的安德森（Archbald Anderson）形成了这个团体的中坚力量。(www.xing528.com)

1947年，伊利诺斯大学教育学院开始对其课程计划进行全面调整，1950年调整结束。创建了“教育的历史、比较、哲学的社会基础学院”，并在《教育的理论基础》中制定了一系列原则，“作为一个领域的社会基础，应涉及那些在制定教育决策时必须考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和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学校的社会作用，影响制定教育政策的更广阔的社会政策。”（注：Archibald W.Anderson，William O.Stanley，etc.：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Historical，Comparative，philosophical and Social，Urbana，Ill：Bureau of Research and Service，1951.Piv—v.）从这种观点来看，美国教育史的研究设计应在“发展解决当代重要教育问题的专业能力”方面发挥作用。《教育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教什么内容，为谁教学，怎样教等问题。其一般的哲学倾向是“以问题中心法”来进行研究。

20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早期，伊利诺斯基础团体占据了美国教育哲学王国中的最高地位。事实上，他们的聚合缺乏“统合”观：如以教育的历史和哲学还是以单独的课程提供给学生。尽管在实践内容上未能达成一致，但是他们在教育的综合理论上取得了共识。他们的课本成为在20世纪50年代课程和基础领域内的基本读物。他们在国家一些最有影响的教育组织中占据了显赫地位，这些组织包括“进步教育联合会”、“教育哲学协会”、“约翰·杜威协会”，具有讽刺性的是还包括“全国教师教育学院协会”（NSC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