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教育》：美国教育史研究与发展

美国的教育史研究和编纂经历了一个极有特点的发展过程。最初的教育史研究是伴随着美国通史的研究而开展起来的。19世纪70、80年代以前，美国历史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专门学科，研究者大都是教会的传教士，或是文人学士、社会名流、教师等，此辈皆属业余历史学家。1884年一些刚从德国接受史学教育归来的年轻学者建立了“美国历史联合会”（AHA），标志着美国的历史研究已从业余研究转变为专业研究，并形成了专门的、独立的学科。大学中不但设立了历史专业，设置了历史学教授，同时开始培养历史学博士。教育史学与通史一样强调事实，是对过去的教育的描述。19世纪后期，教育史已是美国教师学院和教育学院或大学教育系设置最广泛的课程之一。早期活跃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有汉纳斯（Paul Hanus）、布恩（Richard G.Boone）、道格斯特（Edwin G.Dexter）。汉纳斯接受过史学家的训练，但必须教授教育理论史与教学理论和方法。他抱怨，在美国没有像样的英文教育史。在教育史领域里绝大多数书籍都是欧洲教育思想史或者比较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布恩的《美国教育》（1889）和道格斯特的《美国教育史》（1904），实际上是编年史，是关于教育组织、法律和管理模型等事实的编辑。（注：Richard G.Boone，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Appleton，1889）.Edwin Grant Dexter，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Macmillan，1904.）教育史分为普通课和高级课程，普通课涉及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时期的发展教育，高级课程侧重欧洲教育的发展状况。此时代的教育史学家还面临着学界同仁对教育专业的怀疑，教育学院或教育系的同仁对教育史在教师教育课程计划中的价值的怀疑，以及他们内部对教育史的特性和其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的分歧。比如，大学文科教师认为，教师学院和教育系或教育学院的课程缺乏学术性且毫无价值，它是灌输一种没有内容、技术训练方法的恶作剧。汉纳斯回顾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哈佛，许多教授学术理论的教师以“一种鄙夷的”态度轻视教育系。同时教育史专业受到教学人员、教学负担和教材等内部问题的困扰，教育学院或教育系很少培养教育专业教学人员，而且在岗的教育史教学人员不愿献身于这门学科。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学院，教师内部展开了人文与教师教育的专业教育之争。例如，在教师学院，像斯奈顿（David Snedden）和麦克穆累（Frank Mcmurry）这样的教育学者认为与其他有专业性倾向的学术成就相比，大学文科的学术成就与教育学院的关系不大或者“无作用”。另一方面，约翰逊（Henry Johnson），作为一位在教师学院社会研究系工作多年的史学家认为，所有研究的东西一定要对实际工作具有直接指导效能，否则是非常谎谬的。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教育史在专业计划中必须有其正当地位的争论一直很高涨。（注：Robert R.Sherman，Understanding History of Education，Massachusetts，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Inc.1984，P10.）早在1908年，苏萨拉（Henry Suzzal）在哥伦比亚教师学院警告过，如果教育史要在教师教育计划中保持其应有的地位，它需要有更多的“专业内容”，就是要有那些与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休戚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内容。（注：William H.Burnham and Henry Suzzallo，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Professional Subject，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08，P53.）由于教育内部“科学”运动的掀起，由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要求所产生的威胁在整个一战期间更趋严重。那场运动指望教育要有效率、经济和自主性。正如芝加哥大学的居德（Charles Judd）论述的，教育与理论“离了婚”，而嫁给了“科学”，其形式是心理学、测量和评估。因此人们指出，除非教育史在教师教育专业课程计划里更清楚地明确其作用，否则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面临生存的危机。

伴随着这些内部的或外部的问题的出现，毋庸置疑，教育史正成为一门不断受冷落的课程。为此，斯坦福大学早在1898年就邀请库柏莱到本校教师学院任教育学副教授，学校让他用3年时间使教育系变得“可敬可爱”。（注：Jesse B.Sears&Adin D.Henderson，Cubberley of Stanforrd Paol Alto，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63.）库柏莱为了弥补美国教育史中文献的匮乏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他虽然未受过史学教育，但立誓在斯坦福首要承担的教学责任包括教育史。库柏莱在1919年出版了《美国公共教育》，在此书的前言里他指出，教育史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因为它是“建立在陈腐的理论基础之上”，“与当前教育中的问题毫不相干”，“在使未来教师适应方面……失去作用”，然而它是与“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推动19世纪的工业力量”，特别是与都市化、工业化和移民事务具有深刻联系的；它应当帮助教师“根据历史的演进，洞察20世纪的诸问题……”。（注：Ellwood P.Cubberley，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9，PP.vii—x.）库柏莱并不是想取消教育史，而是想创立一门具有活力的美国教育的历史学科。他的《美国公共教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使教育史研究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从文化史转移到社会史，从教育理论史转移到组织（制度、机构等）史，企图克服教育部门的领导者对教育史的偏见和歧视。

库柏莱的著作问世以后，受到了高度赞扬。第一版销售了8万册之多。《美国公共教育》在教育史领域一枝独秀，影响十分广远。后来奈特（Edgar Knight）的《美国教育》（1929），诺巴尔（Stuart Noble）的《美国教育史》（1938）和孟禄的《美国公共学校制度的创立》（1940）等相继问世。库柏莱是美国教育史的先驱者。然而库柏莱研究的主要兴趣是教育管理，在他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的学生，只有一名叫伍顿（Fland Wooton）的是教育史学者。(www.xing528.com)

相反，孟禄（Paul Monroe）的绝大多数学生成为美国下一代的教育史学者。孟禄是芝加哥和海德堡大学培养的历史学家，在世纪之交被邀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从事与库柏莱相同的工作。为了推进教育史的研究，他要创建一门教育学科使其在教育的每一个领域树立一种受青睐的标准。他在1912年主编了《教育大百科全书》，成为美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孟禄的《教育史教科书》（1918年），成为欧洲教育史领域内的一种范本。他的成为美国第二代教育史学者的学生有：奈特、诺巴尔、雷斯纳（Edward Reisner）、伍蒂（Thomas Woody）、古德塞尔（Willystine Goodsell）、乌德格拉芙（Harlan Updegraff）等等，这些人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历史系受训过，成为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教育史领域里最活跃的、训练有素的教育史学者。

尽管奈特的《美国教育》一书的问世，库柏莱的教科书受到了挑战，而且教育史课程仍然受固有的老问题所困扰，即单调乏味而不切实际。尽管一些教育史学者接受了批评和指责，但他们争辩道，教育史课的缺陷不是文科倾向性中的固有问题导致的，而是由贫庸的教学，持续不断的短缺的资料来源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