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教育转折

20世纪70年代有关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发展、戒毒教育、环境教育、人口教育等问题成为国际教育的焦点。然而，1972年由“国际教育教展委员会”写的《学会生存》报告并未对国际理解教育和国际和平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教科文组织考虑到有必要拟定一份推动联合国成员国开展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教育的建议书。

70年代以后，教科文倾向于动员各成员国把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由了解——态度形成——采动行动——团结一致——国际合作若干环节等前后贯通起来，因此，需要拟定国际理解教育的行动指南。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教科文组织于1974年在联合国第18届会议上发表了《为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及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联系的教育之建议》。该《建议》进一步明确国际理解教育的任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8]（pp.119～120）：1）公民与道德方面：自由、平等、人权、消除种族歧视、尊重别人权力以及社会和公民责任；2）文化方面：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文明遗产，不同生活方式和观点以及学习外语；3）研究和解决人类主要问题：权力平等和自我选择权、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裁军、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难民、解放运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文盲、健康、疾病、饥饿、生活质量、自然资源与环境、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体制的作用等；4）其他方面：国际惩罚及解决问题办法、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策略等。(www.xing528.com)

1974年的《建议》不仅是理解或学术上的课题设计，而且也是30年来联合论坛一直探讨的问题。它为以后的国际理解教育拟定了行为框架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例如，它指出教师职前职后教育、教材开发、教学实验与研究、校内外教育结合、成人教育等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上的重要意义；强调积极参与“联合学校计划”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重要性；倡导在历史、地理教学中开展跨文化的研讨与活动；恳请各国政府充分重视国际理解教育的作用，并在教育政策、教育观念、教育行政管理、教育规划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