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借鉴

京师同文馆曾做过的和留下的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翻开她的历史，看到中国近代教育蹒跚起步的情形，可以帮助我们寻找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脉络，反思与回顾这段历史，对今天中国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首先，教育的改革应从课程、教材改革入手。京师同文馆之所以成为近代学校的开端，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创办者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有目的、有步骤地将近代自然科学转化为课程形态，促使教育发生本质上的变化，通过课程设置和内容的改变，达到了教育目的的实现和学校职能的转变。由此可见，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学改革，尤其是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课程和教材改革的基本趋势是：重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科学与人文、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的结合；在加大教材弹性和可选择性、强调基础的同时，重视学生发展的差异性，以实现课程内容多元化，教材内容多层次化。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我们国家必须在这方面迈出改革的步伐。在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培养21世纪的人才，如果不从学校的教学改革入手，使学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符合新时期发展的需要，任何教育目标的实现、学校职能的转换等都难以进行，难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教育的改革可以借助于创办新的学校形态或组织形态进行。京师同文馆便是在势力强大的中国传统学校之外，另辟一地创立的新学校。它追求新理念，设置新课程，发展新职能，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为了实现教育的变革，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可能是在传统学校系统之外建立新的教育机构全面实施新教育。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和发展就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它机构的产生。（注：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与此相类似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科学教育如何冲破英国古典人文教育的藩篱。在传统大学势力强大、难以对其推行变革的形势下，英国采取绕过传统大学，重新设立新大学的办法来进行教育改革。先是按照与传统大学完全不同的理念建立了伦敦大学（后改为伦敦大学学院）来实施科学教育，后来则设置大量城市大学来直接地为当地工商业发展培养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经过这种激烈的变革，科技教育冲破了古典人文教育的限制，在高等教育中确立了主导性地位，整个英国的高等教育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科学教育的时代。

第三，国家对教育发展的干预必不可少。教育与现代社会已形成了广泛而紧密的关系，国家力量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必不可少。按照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教育的理念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缓慢的变化，但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干预，很难想像京师同文馆竟会如此快，并且很难与传统教育产生如此大的差距。教育外部环境的巨大变迁以及国家力量的高强度干预，是教育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布鲁贝克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显示出极端的重要性，正如战争之重要而不能由将军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就不能由学者来决定了。(www.xing528.com)

第四，必须自觉地认识到转变教育观的必要性，主动地投入到教育的变革中去。今天，中国在教育改革上已形成了一种淡化根本思想的转变，只关注模式和操作方法的更新的传统（注：贾永堂.我国教育改革中教育观转变难的文化原因探析——以京师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引起的争议为例[J].现代大学教育，2001，（2）.）。在中国教育界，对于任何一项改革，人们反复追问的只是它提出了什么样的实施模式，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在思想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教育思想观念，那是理论界和决策界的事情。然而，我们知道，任何教育实践都有其教育思想上的依托。教育实践界对新思想的拒斥，意味着他们的办学实践依然受制于传统观念。教育思想、教育观念问题解决不好，很多工作就难以推动。教育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思想、观念变革的程度，可以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式，在呼唤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改革。反思同文馆引发争论的这段历史，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总未伴随思想观念的变革的事实，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是否适应形势，是否正确。要大胆破除脱离客观实际、不能适应历史发展要求、有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旧的教育观念，确立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促进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新的教育理念。

传统教育观念的巨大惰性和惯性使得教育实践总是在旧的观念体系和认识框架内应对新的挑战和变革。当年，像奕忻这样的王公大臣，要想向西方多学一点“皮毛”，尚且如此艰难，更不用说教育改革是艰难曲折、步履坎坷的漫长过程，开放革新与封闭守旧的两种教育思想观念的论争也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认识到转变教育观的重要性，主动投入到教育观的变革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