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道德感知与道德能力的重归

伦理学的每一次思考都应该是从个人开始的，在当下道德纷乱的社会状态下，这种个体的道德感知和个体化的道德能力被很多理论家所重视。个体道德的重归被看作当代道德混乱的救赎所在。

查尔斯·泰勒(2012)2- 11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几个担忧或者后果:“忧虑的第一个来源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意义和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

第二个担忧是工具理性的主导性。最终导致无目的性地把我们限制在“铁笼”中，不知去往哪里。

第三个是担忧自由的丧失。这一方面来源于工具理性的禁锢性和塑造性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最终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个人，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这样独自面对政府或者国家的个体就会无能为力，最后导致“柔性”专制主义出现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泰勒(2012)16 -25反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自恋倾向，并求助于一种本真性概念，这个概念与笛卡尔和诺克的个人主义存在渊源，但是本真性同时也与他们的思想冲突。泰勒(2012)32- 33认为本真性的真正起点是18世纪的一个思想:“人类具有一种道德感，一种对何对何错的直感。”“道德，在一种意义上，具有一个内部的声音。”

“本真性概念发端于这个思想中的道德重音的移位。按照起初的看法，内部声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哪些是要做的正确事情。与我们的道德感受保持接触，作为通向正确行事之目的的手段，在这里就很重要。当这种接触具有独立的和决定性的道德意义时，我所说的道德重音的移位就发生了。它成为我们为了成为真正的和完整的人而非获取不可的东西。”(泰勒，2012)33

“我们的道德解救来自恢复与自身的真实的道德接触。”(泰勒，2012)34卢梭称之为“存在之感受”。

鲍曼也指出了一种后现代状态下现代伦理框架的溃败与破产，导致个体被赤裸裸地凸现在道德的地平线上。网络社会不就是这样的状态吗？(www.xing528.com)

他指出:“通过国家立法之道德和被假定的共同体自我约定的代言人所散播的道德压力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拒绝或者至少剥夺了个体之道德判断力。它们都努力用他治的伦理责任来代替自治的道德责任。”(鲍曼，2002b)53

在后现代背景下，“现在，我们终于‘客观如实地面对无序’了。我们从前从未这样做过。仅仅面对无序就够令人困窘和沮丧了。这种行为的新颖处——没有先例可以被遵循，也没有先例给出保证和指导——使情况变得令人不知所措”(鲍曼，2002a)10。

“随着注意力和权威不再投向对伦理立法的关注，人们可能会自由地——和被强制地——直截了当地面对他们的道德自治这一现实——这也意味着一种不能摆脱的、不可剥夺的道德责任。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发生的，就像现代作为伦理的时代进入历史一样，即将到来的后现代将被记录为道德的时代。”(鲍曼，2002a)34

这恰恰“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或者是放弃将其保留在伦理规范中的雄心)，意味着将道德重新个人化”(鲍曼，2002b)39。

而“道德行为的自发性是最终的和不能消减的:道德避开了所有法典，因为它不为任何它自身之外的目的服务，并且不参加任何它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没有什么关系能够被管理、标准化和法典化。道德行为仅仅被作为一个面孔的他者的存在，即没有力量的权威所激起。……他者不能为我做任何事，既不能惩罚我也不能报答我；正是他者的这种脆弱暴露了我作为责任人行动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它提供了最终的自由:即反对所有的他治资源的自由，反对所有依赖的自由:反对自然现有的持存。面对这样的自由，‘社会’被缴械了；遵守秩序的要求没有被听到；理智的论据没有被理解；惩罚的威胁不再令人惊恐”(鲍曼，2002b)146。

罗尔斯(1988)136在“无知之幕”中设想了一种原初状态:“他们不知道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他们将不得不仅仅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评价。”这些特殊情况包括他的社会地位、阶级、资质、能力、力量、理智、善的观念，甚至是个人化的心理特征；他还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或者它的文明文化程度；还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世代。

罗尔斯的思想实验构想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相对纯粹的个体状况，他认为这样的个体状况对公正决策的做出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