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与权力的关系，媒体有资格傲慢。
在部分国家，媒体在性质和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当然很多媒体脱离了这种隶属关系，但是权力姿态和惯性却还在。你能够在某些官气十足的舆论监督中，在那些欺软怕硬的姿态和报道中(当然有时在与黑恶势力的斗争中，这样的权力遗留是能够发挥其价值与作用的)，还有在一些记者傲慢的嘴脸上读出与看到“权力的羽毛”。
从社会功能与权力结构角度来看，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记者也被封为“无冕之王”。这样的说法暗示着媒介具有某种独有的权能。事实上确实如此，这种权力源于政府或者人民的授权，也源于信息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产生的权力空间。而从生态功能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技术和机器的媒介在不同力量的博弈和平衡中很有可能发展出一种集体性“自我”，这个“自我”既是独立的力量，也可以变成胡作非为的能量。那么权力可能滋生的冷漠、傲慢与信息不畅等问题，媒介可能也难以完全避免。
批评很容易，让我们从一则新闻开始。
2011年新闻界最大的丑闻之一就是《世界新闻报》因“窃听门”关闭了。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条爆料，英国老牌报纸《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扰乱警方破案。事件真相引发了公众的巨大愤怒。
这份有着168年历史的大名鼎鼎的报纸偏好爆料名人，受下层民众喜爱。自默多克收购后，报纸把原先的“腥色黑”发挥到了极致，越界太远了。
2007年，其记者因窃听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的手机信息被捕入狱。而像皇储查尔斯夫妇、球星韦恩·鲁尼、影星裘·德洛和休·格兰特、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伦敦警察局专员布莱恩·帕迪克、伦敦地铁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等都是该报窥探的对象。
焦点事件是2002年少女米莉之死。
2002年3月21日，在英国萨里郡的泰晤士河畔沃尔顿，13岁的米莉·道勒失踪了。女孩的家人焦急地给她打电话，但是电话一直处于留言状态。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报了警。
案情毫无头绪!米莉的亲朋好友不断给她的手机留言，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请求她尽快跟家里联系。很快，米莉手机的信息存满了，人们的希望一点点消逝。
但是，没过多久，亲人们意外地发现米莉的留言信箱又可以留言了。这让一家人喜出望外，因为这意味着米莉可能自己删除了部分信息——她还活着。
4月14日，《世界新闻报》甚至还刊登过一则消息称:“一个名为米莉·道勒的女孩在一家招聘中介找工作，她向中介提供的正是米莉的真实电话号码。随后，中介拨打了该号码并留下口信。这发生在米莉失踪6天后。”
这不仅让米莉的家人重拾希望，而且误导了警方的判断。在米莉失踪1个月的时间内，警方都没有过多怀疑谋杀的可能。(www.xing528.com)
道勒一家还为此接受了《世界新闻报》的独家专访，米莉的母亲说:“如果米莉走进家门，我们肯定会激动地说不出话，只会擦干喜悦的泪水，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而，事情并非人们料想般美好。6个月后，米莉的尸体在树林中被发现，警方证实她被一名夜总会守卫绑架并谋杀。
那么，米莉的手机是怎么了？这场悲剧蒙上了更多阴霾和疑问。
躲在暗处的窃听黑手就是获得独家专访的《世界新闻报》，只是暂时无人注意罢了。
在米莉失踪后很短的时间内，《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开始执行他们的标准法则:雇用私家侦探获得需要的新闻故事。
他们先雇用了一名汉普郡的私家侦探斯蒂夫·怀特摩尔找寻米莉的家庭住址。他从沃尔顿区选举登记处发现了三个名为道勒的有效地址，经过对固定电话的窃听，他排除了其中两家，最后成功获得米莉的家庭住址和电话。
随后，另一个全职侦探格伦·穆尔凯尔通过固定电话获得女孩手机信息，并入侵了她的手机留言信箱。《卫报》报道称:“《世界新闻报》记录了女孩父母恳求她回家的每一个字。”
当米莉的手机存满手机信息时，记者为了获取更多新讯息，私自删除了一些信息，以留出更多内存。
这足以扰乱大家特别是警察的视线，后果非常严重。
而进一步的报道指出，除了窃听以外，《世界新闻报》还花钱向警察及各种人购买新闻，雇清洁工“偷”新闻(《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详情参见《新京报》相关报道，冯中豪，2011)。
现在批评《世界新闻报》肯定非常容易，它确实做得太过分了。我们还可以批评英国的小报(比如《太阳报》)和狗仔队对名人的恶性追踪，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越过了言的界限而进入了行的范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就与狗仔队的苦苦追踪相关，车祸发生后，狗仔队记者只顾拍照，而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人，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但是这些媒体和记者的最佳理由可能有三条。第一，新闻自由。在美国这体现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意志，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各种形态“活”在职业人心中。第二，追寻真相的名义。第三，观众关注并希望知道的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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