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伦理存在的困境及其反思

然而，在“南平杀童案”中，有一些疑问需要我们继续探询。

从“南平杀童案”的报道来看，杀人者郑民生得到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报道的主要动机在于询问“为什么这个人会犯下如此恶劣的罪行？”但是，在报道中，我们似乎发现了杀人者在社会上的艰难处境，并可能存在精神疾病，没有得到正常关注和司法辩护，因而不由对其产生了几分同情。那是不是说，媒体的报道也忠诚于凶手？这是否也是某种公众忠诚呢？如果是，那就说明在公众的忠诚中有某种超越具体忠诚对象、更加抽象和形式化的理念。

更加直接的冲突来源于未来可能的受害者所导致的忠诚冲突。

现在“南平杀童案”报道是否真正引发了其后接连发生的多起袭童案并没有得到证明，可能也不可考，我们仅从理论上讨论可能性问题。那么上面的报道是否会引发“犯罪模仿”？

虽然事件发生有很大的偶然性，传播的影响本身也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无法真正确证“示范效应”问题，然而，仅从推理出发，报道本身的量和持续时间是犯罪模仿的重要影响要素。

也就是说，对“南平杀童案”的报道如果在量上达到某种程度，是无法杜绝可能产生的“示范效应”，可能存在未来的受害者。

那么，未来受害者也理应是媒体公众忠诚的对象之一，这样在公众忠诚的内部就产生了某种难以调和的冲突:不报道，不符合当下公众的利益；报道则可能损害未来公众的利益。

当然，更进一步的根本性追问是:凭什么认为公众忠诚具有最后的决定性价值和涵盖性？(www.xing528.com)

这是我们期望建立忠诚伦理所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在忠诚的理论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忠诚伦理本身存在的问题。

第一，如果我们忠诚的是一个错误的对象怎么办？纳粹或者种族主义可能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准确的最终忠诚对象确认非常重要!并且需要为主导忠诚提供充分的理由。

第二，社会中的人们可能要面临很多相互冲突的忠诚，如何平衡或者理顺这些冲突的关系与秩序？

第三，如果说应该忠诚于那种能够得到社区和大多数人认同的东西，那么如何处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忠诚问题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忠诚于什么的问题是关键。就算能够在特定时期确认具体忠诚对象，但是我们却无法保证对象本身不出现变化。还有像人民和公众忠诚的构成殊为复杂，也很空洞，本身可能难以把握!因此，当我们忠诚于某一对象时，还需要追问忠诚的具体信念是什么。忠诚是具体的忠诚对象和忠诚信念的统一，两者同样重要，前者保证行为的确定性(当然也可能是“枷锁”)，后者保证忠诚的稳定性。

只有真正的忠诚才能够使我们面临真实的道德困境，并获得反思的可能性，使我们的忠诚无论从抽象还是具体对象层面上都获得发展。那么是什么信念值得我们一直坚持和忠诚下去？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探究潜藏在公众忠诚背后的原则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