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原则：中国媒体传播中的道德探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媒介规范体系一直建立在忠诚的基础之上(忠诚于党和政府，并以对人民的忠诚为最终依归)，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要求。忠诚总是和团结、信任和责任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以共同体的持续存在为依归的一种美德。那么在当代社会的复杂局面下，我们是否能够吸收其他有益的伦理思想，重建一种更加基本和灵活的媒体忠诚体系，来解决当前媒体伦理的混乱局面？

首先，忠诚是第一伦理原则，是行为的判断准则和依据，确定之后就坚贞不渝。

忠诚一直是一种得到人们赞许的美德，麦金太尔(2008)229也指出坚贞是一种重要美德；桑德尔(2011)268- 273认为忠诚的要求补充了各种自然义务或人类权利，就算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发生冲突，也恰恰证明了忠诚作为一个需要我们慎重考量的道德原则之分量。甚至有哲学家希望把忠诚变成总括性的伦理原则。

乔赛亚·罗伊斯强调忠诚是唯一和最终的伦理原则(帕特森　等，2006)78。新闻实践中也经常会用到一种以忠诚为中心的推理抉择模式:波特图式(克里斯蒂安　等，2000)3- 8。

第二，寻找首要忠诚，理清忠诚之间的内在关联，建立忠诚序列。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忠诚原则中，寻找具有全面涵盖力的终极忠诚。(www.xing528.com)

忠诚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元、多层的。有研究者一般性地列出以下许多种对媒介从业人员(实际上对大多数人适用)的忠诚要求:人类共同的忠诚；产生于职业实践的忠诚；产生于雇佣关系的忠诚；产生于媒介在公众生活中角色的忠诚。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忠诚，而且忠诚既可能是对某种具体对象的，也可能是对某种抽象的观念的。这也许需要对中国媒体各种不同的忠诚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排序分析，并寻找到主导性的忠诚。

第三，确定具体的忠诚对象，这和第二点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更加接近具体的社会实践行为。这也是确认社会不同利益和发现核心利益的过程。

忠诚一般需要确认一些具体的对象来确定现实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确认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与需求，进行各种比较和甄别工作，获得具体的行动能力，并将其落到具体的报道行为中去。

基于上述原则，可以发展出一种建立于更加广泛的人民性基础上的公民忠诚伦理体系来帮助媒体抉择，让我们从“南平杀童案”报道的忠诚分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