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采访难以满足需求，隐性采访的必要性和道德探询

第三个案例还涉及一个更加根本与原则性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评价暗访和偷拍这样明显的不诚实但又经常被使用甚至得到部分人强烈认可的职业行为。

有时人们把这种行为统称为“隐性采访”: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而秘密获取新闻事实的采访行为与方法。这里记者存在主观故意的情况，被访者不知情，当然没有得到被访者同意。就行为本身来说就是欺骗与不诚实，可能不同的是也许只有采取这样的行为才可能获得新闻，这是一种非常好用的职业办法，而且看起来更容易获得事实真相。

这里，我们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地批评这样的行为(偷拍暗访)违背(关于诚实要求的)伦理道德，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李良荣教授立场鲜明地支持隐性采访，他说:

隐性采访在业界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而在学界却是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支持并赞赏隐性采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新闻媒体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干预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充满着美与丑、正与邪、好与恶、光明与黑暗、正面与负面的冲突。扶正祛邪是传媒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在现时，弘扬正气，驱逐邪恶两者都不易，但毫无疑问，媒体揭露阴暗面更是困难重重。有根有据，准确及时地获得第一手材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节。

‘见光就死’是任何邪恶的共同特点或者致命弱点，媒体的公开曝光是任何邪恶最恐惧的武器。所以，任何邪恶势力总是千方百计——明的或暗的、硬的或软的、直到暴力手段——掩盖事实真相。在这样的情况下，常规的采访手段难以获得真实的材料，隐性采访由此产生。中央电视台名牌节目《焦点访谈》以及各地新闻媒体所揭露的一系列重大案件有许多采取了隐性采访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隐性采访是新闻记者被迫采取的无奈之举，仅是常规采访手段的补充，但也是当一名成功的、成熟的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技能。(顾理平，2004)

上面这段话可以说已经非常精要地指出隐性采访在新闻职业实践中的必要性，其核心观点是时代需要、实践需要，如果推之至极限的话就是当下的状况非如此不可(从规律或者普遍意义上讲)，言辞令人信服。(www.xing528.com)

这样，我们看起来可能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做一个诚实的人或一个有作为的新闻记者。

但是，事实上我们先无须把这些原则上升到这样的紧张状况，现实层面的情况更加复杂，受制于很多偶发性要素，并处于一种连续的变化中。

首先，采用隐性采访最正当、最佳及最终的理由就是在新闻调查中，非采用隐性采访不可，舍此别无他法。

那么当我们继续追问“什么情况下是非如此不可？”时，我们不得不说，这可能得看具体情况。是不是任何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的事情就没有任何原则或者依据可循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实际情况的讨论中，人们可能要权衡利弊，要思考各种原则，要讨论我们这个行为甚至行业所面临的一些现实的背景和环境等。也就是说，根据具体情况所做的决定也不是任意的，那么一些可以得到说明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于一个新闻报道行为的决定者来说，他是否采用隐性采访的决定来源于对事情的判断。如何杜绝这个判断是任意的呢？

一般来说，我们会说依赖这个人的良心(不有意撒谎)，另外依赖这个判断者的经验和见识。实际上在模糊的良知中主要包含了诚实，就是说，诚实是为那些非如此不可的暗访决定提供基本保证的重要原则。没有这个原则，非如此不可就会成为一种托词，成为很多人的纯技巧，还会成为借口，并可能成为一种新闻惯例和司空见惯的行为，这样所谓的新闻不过是阴谋诡计和权力之争。

上面我们搞清楚了所谓暗访的有效性和决断的合理即符合道德性依托于诚实，这点说明了诚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层面之分，一个更高的诚实(也包括对时势和背景的准确、有效判读，当然不只诚实，还需明智)品性是有用的，也是必需的。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无法否认隐性采访是一种欺骗，这样我们关于诚实的同一性和融通性就受到了挑战。难道我们要说，这种不道德行为是一种无奈之举？是达至道德的不道德手法？是必经的过程？如果关于暗访的潜在的逻辑获得进一步推演，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公正，为了公共利益，还有为了追寻新闻的真相，就可以无所顾忌，那么《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就将是这种逻辑的最终证明和体现。

实际上我们可能无须走得那么远，上升得那么高。

更加真实的情况是，这里的对暗访行为的判断不是原则性的，也不能上升为原则性教条。我们可以指称某一次暗访行为为欺骗，但是我们无须把该行为普遍化和规律化，一个诚实的人也可能偶尔撒谎或者欺骗，因此，一次性的撒谎和欺骗与诚实品性并不矛盾(这里实际上存在判断上的平衡与模糊区域，并不完全是一致性法则的领地，但这不等于在一个诚实的人心中不引起复杂的反应)，因为某次特定的欺骗行为不能被上升为一种原则性判断，同时并不能否定诚实的品性，诚实品性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不教条，其二在于这样一种人的品性是行为的一般化担保(不是所有的)，它不完全依赖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