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的道德探询模式及其应用

关于传统与共同体主义的主张总是带来担心和阴影，比如历史上那些强大的共同体往往是独裁权力的产物。

桑德尔(2011)275指出:“康德和罗尔斯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考公正的方式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没有给自由留下余地。一种试图培养好品质或肯定某种特定良善生活观念的宪制，有着将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的危险。它也没有将人作为自由而独立的自我，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尊重。”

那么在个体的自由和共同体的道德传统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回旋的余地呢？

麦金太尔(2008)235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一种特定的叙事历史结果成了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的和本质的样式。”人生的统一性“就在于那体现在某个单一生活中叙事的统一性”。

这样我们有了一个人生叙事者的形象，他当然不是完全自由的，总是被定位在某种社会背景中，“一个背景就有一个历史，而个体行为者的诸历史不仅定位于，而且不得不定位于这个历史的范围之内，因为没有背景及其历时变化，个体行为者及其历时变化的历史将是不可理解的”(麦金太尔，2008)233。

然而，这样的叙述者的形象总具有某种目的论和不确定性并存的特征:“因而，不可预言性与目的论作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时共存；和虚构的叙事中的角色们一样，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可是我们的生活具有某种朝着我们的未来筹划自身的形式。由此，我们所经历的叙事，也就同时具有了一种不可预言的特征和一定程度的目的论特征。如果我们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叙事要可理解地持续下去——而这两类叙事都可能堕入不可理解之中——那么始终存在两种情形:对于这故事如何能够持续下去会有各种限制，并且，在这些限制的范围之内也存在无限多的方式使它能够持续下去。”(麦金太尔，2008)244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叙事是一个面对未来开放的探询过程，它被嵌入在某种更加宏大的背景或者共同体的传统中，但它既不会被某种权威所完全限定，也不会陷入相对主义或者完全的自由状态。

还有对社会的基本描摹往往是权力结构性的，不管是科层还是其他的权力形式都是如此。在这样一种对权力的描述中，我们不由感受到道德的附庸性与无意义性。比如诚实在权力的架构中就意味着向权力说真话，但是这种诚实的力量不能超越权力本身，如要超越权力本身也须借助于另外一种更加广阔的权力力量来实现，这种力量构成新的权力关系。这样的以权力作为这个社会的描述方式看来是比较准确并且有解释力的，这样的构想对应什么样的伦理呢？这样的权力社会学对应的就是一个证明伦理，权力如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证明各种利益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甚至自然、科学和道德往往都被当作权力的附属品或者某种对立面。

因此，我们这里所指出美德探询希望超越权力的叙述体系，道德具有某种独立的力量，也是社会实在的一种形式，更加重要的是，道德是制度的基础，而道德本身却不追求也不能完全制度化。由此，我们可以指出权力和反权力二元描述之外的美德探询机制。

还有关于教育的问题。当细究麦金太尔的道德探询模式时，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开放结构，这和实践的发展是对应的。但是，道德发展还与教育密切相关，一般对教育的理解是传授已然获得的美德条目或者知识吗？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吗？如果这些美德是开放而不确定的，如何进行教育呢？办法可能是要引领被教育者深入对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双重探索，这种探索既是理论的、认知的，同时也是感受与经验的，美德是在认识和体验的过程中生成的。

因此，我们对现在已经提出的美德条目是非常谨慎的。比如我们常常会自问:难道欲望没有成为某种实践的内在动力，贪婪使人们奋勇向前，是否有助于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呢？问题也许在于贪婪无须经过那么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来获得，贪婪往往会简化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些必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恰恰是这个实践存在的理由，会成为贪欲本身的紧箍咒，并平衡社会的发展过程。甚至无穷探索本身可能也是一种贪婪。然而，我们可能进入探索区，可能面对难题，也许没有答案，但是实践本身会动摇并修正我们以前学到的某些教条的东西，这就是对贪婪的解毒剂。

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在实践探询过程中我们的认知能力肯定会得到提升，而文科的教学总是伴随着行为的教训和性情的熏陶，总是在认知和领会的过程中获得双重的前进，一个前进是知识的，另一个前进是品性的，这两者总是在一起的。进入实践与对实践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就是说实践是美德的来源，但是实践本身却是德行合一的，实践本身能够提供什么和我们对实践的认识与判断是相关的，我们总是在一个背景中来看实践的，这样的视野本身也预置了某种综合性的眼光，是判断的，也是道德的。(www.xing528.com)

实践是行为的背景，社会是实践的背景，宇宙是人类社会的背景，我们就是在这种套层背景中来理解人类的历史和生活的。仅仅讨论或者局限在作为一种职业的新闻是不够的，新闻这样的职业活动总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和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动而存在的。

【注释】

[1]就新闻生产来说，这是一种最佳的新闻生产方式，因为从新闻本身来说这是其分内之事，实际上这也是争议点所在，与很多问题相关，比如新闻资源的匮乏与恶性竞争，调查报道的深度追寻，还与新闻生产的简易性、操作性与方向性相关，当然更加重要的是与成本核算相关: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可能的利益。挖掘秘密有公共利益问题，但不全是，这样秘密拥有天生的戏剧性，能够吸引眼球，这样事情在政治上的风险性虽然相对复杂，但是它自然会发展为一种极力降低风险的路，因为赢利的愿望要回避麻烦。

[2]BBC新闻报道工作手册尝试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然而就BBC所提出的案例来看，其更多地涉及海外报道，那么这里有一个新的问题，即国际传播中的伦理问题。

[3]这里可以参看关于“媒介身份的分析”，也就是借用社会角色理论，并进一步使用身份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思考媒介实体的内在张力与复杂构成，这种构成既包含政治、经济、技术等强势的权力性硬要求，也包括媒介信念、理想和伦理规范等软性的成分，当然有对权力的致敬，也有理性的判断，还有理想主义的坚守，这些要素都交织在一起，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也是对这种情况的描述(邱戈，2008)。然而在这种眼花缭乱的利益纠葛中，有一种东西必须得到坚持甚至仅仅是理念上的流传不息，就算只具有象征性的价值，也能够为这个实践领域提供与众不同的内在品性，并为这个实践的持续与发展提供基本的思想资源和内在动因。

[4]这里所说的外在利益是指在当前特定社会环境下具有统治地位和普遍性的一些利益，这包括权力、金钱、名声或者等级阶梯中的位置、物质所得，这是大家都普遍期望得到的，是竞争性分配关系，这种利益可以通过不同种实践活动与途径获得。所谓内在利益指的是只有通过这种特殊的实践才能实现的利益(它有时表现为一种技艺，比如足球运动中一种新的脚法或者阵型创新)，而这种利益往往需要参与上述实践的经验来鉴定和检验，这种利益的获得将使整个共同体获益。

[5]任何一部地方新闻史都可以告诉我们不同时期新闻利益组合发生变化的历史，比如政党报纸时期的核心利益就是通过宣传性报道维护某特定集团的利益，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报纸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虚假的报道，因为谎言会使其失去基本的信任，并导致报刊所服务主体自身被质疑。慢慢地，这种报纸或者新闻的内在利益得到不断的拓展，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直接的政治干预，面临的政治压力也许越来越大，但是内在利益的范畴也同时得到扩展，起码在认识上是这样，这种内在利益日益清晰化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优秀的判断标准。专业化是这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故事的终点和全部。(专业化更像是某种特殊的利益希望获得一般化的权力愿望)除了对历史的纵向描述以外，我们还得面对关于新闻时间段空间结构的变化，新闻活动本身可能处于不同的社会语境和背景中，比如我们可以在权力结构中描述它，也可以在经济结构中描述它，还可以在某种社会功能结构中描述它，从其诞生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关于社会信息传播的结构中来描述新闻活动，这恰恰体现了我们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扩展。

[6]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样一些美德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的，而且在未来很长时段中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却不一定具有永恒的价值。

[7]比如人们有时候对这样的人会进行区分性评价:这个人工作很好，工作能力很强，成绩很好，但是人不怎么样，不厚道等。

[8]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存在着广泛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