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活动：机构与制度的角色

那么新闻实践是否就是一种社会机构和制度？当我们说到任何实践时，比如新闻，我们往往想到新闻机构或者事业，比如报纸、电视等一系列媒体所组成的新闻实体机构，这些机构在一些国家是企业，在一些国家是事业，在一些国家既可以是事业，也可以是企业。当然，与新闻机构的性质相关，这其中自然还包括不那么容易看见的非实体性新闻制度和体制。比如西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三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起码指出了四种传媒体制的理论形式: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西伯特　等，2008)。

如果没有某种社会机构和制度，实践就缺失了基本支撑，就会失去其现实性，社会、国家和城市等之于人类的总体性实践活动就建立在实体和制度之上。(www.xing528.com)

但是，“社会制度机构从特征上讲必然关心我所谓的外在利益。它们沉溺于获取金钱与其他物质利益；它们依据权力与地位来建构，并且将金钱、权力与地位作为报酬予以分配。它们也不可能做别的什么事情，如果它们要维持的不仅是它们自身，而且还有它们所负载的各种实践的话。因为没有社会制度机构的支撑，任何实践都不可能存活多长时间。诚然，实践与社会制度机构——从而还有实践的外在利益与内在利益——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社会制度机构与实践非常鲜明地形成了一种单一的因果次序，其中，实践的理想与创造性始终易受社会制度机构的贪得性(acquisitiveness)的伤害，对实践的共同利益的协作性关注也始终易受社会制度机构的竞争性的伤害。在这种情境下，美德的本质功能是很明显的。没有美德，没有正义、勇敢与诚实，实践就不可能抵御社会制度机构的腐蚀力”(麦金太尔，200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