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客观性“堡垒”在各个方面被攻击和破坏之时,记者的中立态度、独立性、新闻的自由与责任等观念与立场也将不同程度受到损害。如果专业主义理念无法自存的话,所有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协会、教育体系等制度化的大厦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土崩瓦解[4]。
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完全放弃客观性理念会怎么样?那实际上就没有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东西。而如果没有新闻专业主义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没有新闻专业主义,我们几乎就无法理解新闻本身。
因此,就算是那些好像完全看透专业主义把戏的研究者也无法回答和面对这个问题,无论怎么批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标准,人们总是对专业主义心怀新的希望,并表现出一种非常奇怪又统一的留恋和矛盾的态度。
黄旦(2002)指出客观性标准和新闻专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扎根在新闻文化中,构成了新闻编辑部和媒介组织中的基本氛围和一种理想与情境。甚至在更高层面上,专业主义的建构、消解和再建构被当成一个周而复始的新闻职业追寻过程。
陆晔和潘忠党(2002)认为:“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the establishment)的功能和保守趋向(Hackett&Zhao,1998;Tuchman,1978;Said,1994);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Lee,2000a)。”
甚至,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很多有了初步认知的公众对新闻的评价也会自然地使用客观性标准,虽然不是那么清晰,却是可表述的,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具体的新闻判断的。(www.xing528.com)
还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一种无奈之举,在人力、财力和时间及其他种种情况限制下,客观性可能成为相较之下的最佳选择(李良荣,1997)60。甘斯也指出了新闻客观性原则并非不可替代,但是就高素质的采编人员角度、经济来源、成本考虑等方面看,客观性仍然是最主要的专业准则(Gans,1972)。
在更加根本的层面上,有研究者认为客观或者真实的概念可能不那么完满,但作为一个理想的范型却构成了我们观察、认知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以及评判行为与事件的规范性原则和背景,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几近于“瞎子”(Lichtenberg,1996)241。
根据上述辩护,新闻专业主义叙事或者客观性叙事就是一个不完满的现代发展过程,需要向着其无限的理想前进的一个过程。
Lichtenberg(1996)228认为我们可以或者可能讲一个更加客观的故事,以便于更加接近真相。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复杂和多元考虑的客观性,一个职业不断专业化的自我完善过程。实际情况是,我们收集的大量对客观性的不满和批评,最终汇入了不断进步以接近理想范型的一个进取的发展过程中。这是客观性分析的当前结论和想象的极限。
客观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空概念,当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客观性包括哪些东西时,我们会说平衡、不偏不倚甚至客观,这些解释性概念本身也是空洞的,需要被特定社会内涵所填充。如果再要追问背后的东西或者结构时,我们能够发现权力架构或者规训这样的东西。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说没有确定的程序,这种标准本身是难以得到准确的描述的,这样它就无法提供所承诺的那种稳定性和判断标准。而以客观性为参照标准的专业主义实际上建立在缥缈的基础之上,使新闻工作者面对攻击时难以像医生和工程师那样为自己辩护(这当然不是说医生或者工程师就拥有客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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