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批评

然而，上述这些看似完整、美好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却饱受争议，面临消解的威胁。

(一)对真相的基本质疑

人们提出了一种处于变化中的真相观，在古希腊则是被记住并流传下去的东西，柏拉图认为真相存在于理想的世界中，中世纪指的是上帝的话或者旨意，而“启蒙运动以非宗教的观点来看待真相，并发展成如今被称为真相的‘对应理论’的观念。对应理论声称，真相应当与某些外在的事实或观察资料相符。……真相已经与被书写下来的、可以运用经验检验的、能被人类感觉感知的、不会因人而异或因文化而异的特征联系在一起了”(帕特森　等，2006)21。

这样的启蒙式真相观构成了新闻客观性理想的基石，这为新闻工作提供了一种能够隔绝个人偏见的有效机制或者标准化话语体系。

然而，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米德和詹姆斯等人)却认为对真相的理解要考量其调查方式和调查对象。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否定了存在某种稳定的、亘古不变的真理。

约翰·费斯克等人就客观性概念也指出，“如果我们考虑到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考虑到针对某个事件而产生的无数知觉，那么，认为有个外在的现实——它‘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这类假定就得打折扣”(费斯克　等，2003)191。

后现代思潮甚至走得过远了，把真理完全放入一个语境化和相对主义的背景中，这甚至导致真理、真相和客观这样的词基本丧失了其原先的意义。

罗蒂从语言角度提出质疑。他指出，当语言被期望反映世界的各种存在关系时，那么谁或者怎么来判断我们的语汇满足了这样一种期待呢？如果我们不得不同意真实和我们对之进行的描述实际上不同，可能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罗马人的观点了:真理看来是被建构或者创作出来的，而不是等着被发现(因为我们发现的证明不了)，真理不过是语言的一种构造特性(Rorty，1989)6- 7。这样真理就从外部世界被翻卷包裹到语言当中了。

真理观念变化史本身和真理的相对主义情境观对客观性具有决定性的挑战:看起来所谓的客观性理想不过是建立在真理观念史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已^[2]!而且，既然没有这样一个真理等待我们去寻找，所谓的客观性标准(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更加谈不上是清晰的标准)更无处可寻，也无处可用了。

在关于真相问题的探讨上我们无法深入，但是我们相信有某种东西在那里，无论其是匿名的，还是没有得到陈述，甚至是无法表征的，总有某种可以依赖的东西存在着，对于人类的感觉来说是必需的，也是人们陈述的起点和来源。当然这对于新闻来说也是必需的，没有某种可以依赖稳定的基点，新闻将没有任何意义。

(二)对客观性的攻击与归因

人们实际上不难指出在当代不同国家的新闻报道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偏见，比如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等。李良荣(1997)61认为民族利益、阶级、种族、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了偏见。也就是说，新闻报道实际上不客观。

从客观性要求出发，“新闻工作者——主要是男性、白种人、受过良好教育、属于中层到上层阶级——经常被要求报道他们生活中不曾经历过的事件和问题。斯蒂芬·赫斯(Stephen Hess)(1981)注意到，从其社会经济身份的角度来看，新闻工作者看上去更像他们所报道的人，而不像他们应当为之写作的人。虽然在美国东部，精英报业为这种趋势提供了极端的例证，但是美国的其他新闻团体所做的工作已显示出类似的结果(Weaver and Wilhoit，1986)”。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新闻成了写给中产阶级白人看的有关中产阶级白人和从体制上排斥中产阶级白人以外的任何人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报道”(帕特森　等，2006)26。

而且，在一些人看来，新闻就像是一次潜在的说服，我们往往不是先看到什么，而是先界定，然后看到了我们定义好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制作者编码与接受者解码过程中同步发生，并经由媒介在两者之间产生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循环。

赫伯特·甘斯(2009)在对《新闻周刊》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的新闻都反映了6种文化价值观:族裔中心主义、利他主义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强调社会秩序的需要与维护、领导地位。(www.xing528.com)

还有报道中的“国际事务国内化”现象，就是很多的国际报道实际上是基于国内的视角和框架来进行的。

英国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对BBC等媒体的研究中对客观性提出了质疑，研究小组的组织者埃尔德里奇(2004)7指出:“作为历史的新闻，必将进行事实的选择和解释，而且我们面对的不是无懈可击的事实的世界，而是短暂性的报道。说正式些，作为报道基础的认识论状况是可以改变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小组把目光转向了新闻、真相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文化角度深入探讨新闻真相的建构性问题。

类似的批评不绝于耳，看来媒体是很难做到客观的。

首先，记者作为个体，作为报道的最终执行者，在报道中难以完全驱除其主观个人因素，有时候个人因素甚至占据了主导性作用。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事件与观察者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而且在新闻生产的每一道关口都有这些独具特点、充满差异的个体，新闻报道最终可能更像一种严格规制下的偶然性结果。

“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正是在这一年，怀特发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第一篇关于‘把关人’的文章。虽然怀特抱有验证卢因‘把关人’理论的意图，但其从调查对象、设计的问题乃至关切的重点，与原有的新闻学研究却是一脉相承。直白点说，也许他本来是想通过对新闻选择的调查来确认新闻学和新闻专业主义中的那些金科玉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正是因此，当他最后发现新闻选择是建立在高度的个人主观基础上时，不自觉地流露出失望和惊讶。”(黄旦，2002)

瓦耶纳(1986)34指出:“人们要报道什么事情，这本身就是思想的产物，必然会有报道者智力的介入，因而也就必然包含个人的系数。报道者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摆到他所描述的情景之中，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参与上，尤其表现在他对事实事物的连续性的剪裁上和他所采用的形式上。”霍尔认为受众可能也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获得对事件的不同解读。

其次，媒体受到各方利益的牵扯，很多力量不得不考虑。这些力量又非常突出地表现为政府与经济压力。这些压力有时候是直接的要求，有时候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和潜在的引力。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就认为BBC也可能在政府消息控制和表达主流价值观时出现明显的偏向。贝戈蒂克安(2004)24就指出了美国媒体日益集中和论断的趋势，这导致其报道质量与客观性下降。

法国学者德布雷说过:“一个社会共同体最能接受的真理，就是那些能够向这个社会共同体提供组织担保的真理。每个历史集团都在摸索着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的信息栅栏，以保证最佳状态的组织性和永久性，并为它的身份提供担保。”(陈卫星，2004)

芮必峰(2011)指出了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成为一种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所谓专业主义不过是权力竞争和权力话语的组成部分，专业或者客观不是目的，目的是一种职业意识形态或者话语的胜利。

李岩(2011)则通过对国内几位著名记者的分析，指出了专业主义在全球化和文化生产模式下稍显过时，其在中国实践过程中也因水土不服发生了变异，与原初的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不相符。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新闻事业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也说明专业主义理念在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

最后，从新闻生产的组织行为中观层面上，我们发现新闻一点也不由“客观性做主”。编辑部决策更像是一种利益、环境、性格和个人气质的角力；记者很多时候被有权势和社会特殊目的及利益需求的利益集团所牵引(想想“水门事件”吧!)；客观性最多是一种修辞，这些程序包括:查证事实、展示争议双方的观点、提供各种支持证据、慎用引号、特定文法与文体风格(如倒金字塔结构)、确保五个“W”信息齐全等。通过遵循这些程序，新闻从业人员宣称自己的专业与客观，保护自己免受批评或者惩罚(Tuchman，1972)。

面对这么多障碍，客观看起来像是镜花水月，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结论就会浮现:新闻无须客观，因为真相无处可寻，这才是对客观性最具杀伤性的攻击。奇异的是，这种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专制者(宣传与喉舌)和自由主义者(新新闻主义等)两方面的喝彩，也是新闻客观性证明自构的陷阱和科学推理的终点。^[3]

黄旦(2002)就从传播者的角度比较清晰地描述了新闻专业主义从建构到消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