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与传播道德的挑战

哈贝马斯谈的是“沟通”(communication)，阿佩尔讨论的是严肃而真诚的研究者的论辩，这代表了从苏格拉底以来流传已久的传播思想:呼唤心灵相通。而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更加接近散漫的耶稣传道式的撒播，可能具有更加广泛的包容性。实际上在这场关于对话伦理的理论比较中，不独关乎伦理学，他们三者共同思考的还是传播的德性问题，这些问题对传播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鲍曼(2002b)255指出，“人类行为可能结果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行为者的道德想象力”。过去的伦理学框架已经陈旧，服务当下的道德规范缺乏预见性，甚至法律也无能为力。而且当失去基本的信仰和信任以后，当基本的道德内涵已经流逝，这些规训的条条框框反而成为人们的枷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弹性、更宽容、更能产的道德探讨机制，一种开放的对话伦理是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伦理可以表述，可以论证，可以规范；而道德却自我呈现，无目的，无理性，更难普遍化(鲍曼，2002b)12 -17，伦理必须指向道德探询才能够拥有精神的力量，因此，更加重要的是对一种普遍的传播德性永不停滞的追求，在追寻传播德性的路上发展对话和传播伦理研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方案就是源于这样的理论直觉，但是向主体哲学的回归，对基本规范的先验化和对政治法律体系的期待看来难以达到德性的高度。而对于巴赫金来说，其对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生产的程序和机制，参与到无尽的、开放的和散漫的对话中来也是新时代一种重要的传播道德要求，还是一种普遍的、一般的道德要求。

与此同时，他们三人还向我们展现了一般的传播伦理研究(不仅是职业和应用伦理学)的路径，这无疑是对当下多种传播研究方向的重要补充，也揭示了传播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我们已经从表达自由、传播机器和对话角度讨论了传播与伦理的问题。上面三者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三者之间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同时性，共同构成我们对传播(communication)的理解。在意识觉醒以后，人们首先当然是产生自由表达的期望和行为，然后进入实际的对话状态和对对话及其古老资源的想象，同时，一些传播技术和传播的社会机器化的想象也会出现。

如果我们把对话的人看作理性的、渴望交流的人，那么表达自由就是基于个人的自然权利，对于大众传播机构来说，这些无名的人可能是乌合之众。

然而，现在的社会语境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些人可能不再是乌合之众了，但也不是那种渴望交流的简单的理性人，表达自由也不再具有反权威的个性化力量。当下讨论传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就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

理论上我们应该按照对话的理想与精神去构想传播伦理问题:提供一种人格或者人们(善的)生活的叙事完整性，为了某个共同体的目标，并对应一种传播实践的利益。这个过程对个人提出了相当高的道德要求，暂时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个人的道德素质或者教育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高风险的问题，没有保证和确定的结果。

这个时候，人们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大众传播机制能够建立关于个人化的自由表达与社群对话之间的社会性联系。对话需要广泛的自由表达，如果没有广泛的自由表达，对话性关系就是一个研究者团体的社会性想象，但是我们能否把所有人都召唤到对话中来？

传媒信得过吗？它们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吗？在大众传播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什么具体的伦理道德问题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注释】
(www.xing528.com)

[1]这也是传播的应有之义，这里希望从对话角度来丰富传播的内涵，不否认传播作为一种宣传、管理和控制工具所具有的价值，从立场上说是希望强化对话的功能，不仅仅是平衡，更是一种伦理选择。

[2]这里说的沟通是指(至少)两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共同理解一个语言表达，并达成共识(哈贝马斯，2004)292。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类似心灵相通，往往无法证明，倒是易被证伪。

[3]也翻译成“商谈伦理学”。

[4]“行为句的自我对立”，是指一个表述的行为条件和其语义内容之间互相矛盾。

[5]这样界定阿佩尔的对话伦理思想可能失之简单，但是阿佩尔确实具有这样的倾向，并实际上产生了这样一种知识后果与印象。

[6]在哈贝马斯看来，那是某种公民的集体意志，但是可能会出现不同利益集团的身影，使其结果并不反映原初的愿望。

[7]“沟通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取得一致的过程。”(哈贝马斯，2004)274

[8]在阿佩尔看来，价值中立的科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普遍的伦理，后者是前者的可能性的条件(Apel，1976)395。

[9]巴赫金更加倾向于对话，这是对独白流行时代的自然反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话好像成了一种应该的东西，而实际上在彻底的对话性思维看来，不过是被压抑者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