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如何是好？探讨对话的不确定性和离散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间性虽然强调某种共同性，同时也包含着对间离的暗示。对话一般使人联想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融合和沟通的效果，当代社会在讨论对话时大多处于两种基本意识。一端是说服式对话理解，就是把对话作为一种传播的工具来达到某种宣传、管理的目标^[1]。说服就是试图用一种权威的声音来取消另外一种声音的独立性。但是巴赫金(1998e)340认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杜维明等也希望“在冲突的时代建立对话的文明”(杜维明　等，2008)，他们指出对话的目的不在于说服，那么首先要容忍，然后是聆听，最后达到学习和自我反省的作用。另一端表达着一种过高的要求，即获得一种心灵(艺术化、浪漫)的同一性。然而，虽然对话需要他人，也要求参与和互动，怀抱着建构一个共同体的期望，但是这些要求和对话从来就不提供心灵相通的传播效果保证。在詹姆斯看来，人们在生理及心理学上的双重隔绝是这种不可沟通性的明证(James，1952)147。彼得斯(2003)30则批判了苏格拉底对话对灵魂交融的热望(实际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巴赫金肯定反对这种心意融合，比如作者与主人公的这对关系中，如果达到了心灵的共享，那肯定是作者的意识覆盖了主人公的意识，主人公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对话就会立刻终止。

过于理想化的心意相通明显不可得，甚至对话也绝不仅仅表现为对共通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对话还蕴含着某种强烈的不确定和离散化的倾向。就苏格拉底的对话来说，他注重其对话作为真理“助产士”的重要价值，但是他并不认为对话中某人可以拥有真理的权威，并通过对话完整地将真理传递给对方，在对话中没有某种确定的真理，真理在对话中产生，这个真理就是作为一个过程的对话本身。所以，虽然在特定的现成对话和一系列协商性交流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共识性的东西，但对话从来不保证能够获得某些确定的共识和内涵，比如与一个久远思想的内在对话就和现成式对话不同，它不可能以共识为指归的，它是指向思想碰撞，却不提供真理保证。甚至在面对面的对话过程中，就算获得了某种双方满意的结果，并不等于双方满意、相通，满意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对话的内涵并未提供同一性保证。(www.xing528.com)

不确定性更极端地表现为形式的统一性常常会受到离散性威胁，这一点巴赫金并没有清晰地提出来，它潜在地反映在关于对话的杂音(巴赫金，1998c)82和狂欢化的理论构想中。也就是说，对话意味着宽容，那么在对话过程中可能有第三个甚至更多的声音加入，这些声音有时就像杂音，干扰了对话的正常交际，并可能挣脱特定对话形式的规范，产生众语喧哗的狂欢化效果。而同时一些原来处于对话关系中的声音可能游离出去，处于休眠状态，或者在一种隔绝和孤立的语境中潜在地发展，这种散漫的状态可能跨越几个世纪重新获得呼应，并进入时代的对话中。这种离散的状态还与对话最重要的特征——开放性与未完成性密切相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中，对话潜在的无限性本身，就已说明这种对话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情节性对话。因为情节性对话犹如情节中的事件一样，一定要努力达到终点；其实情节性对话就是情节性事件中的一个因素。”(巴赫金，1998e)340从其永远的未完成性中可以演绎出一种极端的离散状态，德里达称之为“延异”，就像走入不断分岔的迷宫，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扩散状态，在这种情况中，对话无边无际地进行着，某些信息的传播也是如此。这不一定是巴赫金的本意，却是对话作为一种理念和存在形式所具有的重要含义与特性，恰与当代一些后现代传播思想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