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如何才能更好？探究现代传播思想中的对话未完成性与开放性

对话式的互动就是其永远也不会完结，永远对过去与未来开放。巴赫金(1998d)391 -392指出:“从对话语境来说，既没有第一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而且没有边界(语境绵延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即使是过去的含义，即已往世纪的对话中所产生的含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了的)，它们总是在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无穷数量的被遗忘的含义，但在对话进一步发展的特定时刻里，它们随着对话的发展会重新被人忆起，并以更新了的面貌(在新语境中)获得新生。”

这个特性是巴赫金对话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相比)中最具创见的观点，是其与其他交往思想的主要区别所在，也是其核心价值所在。这首先就和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区分开来，在对话的视野中，历史永远是打开的，面对未来开放的。

米德(1992)128认为所有的互动和交流最后总要统一和归结到自我的社会统一性，这“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过程的统一性与结构性”。比较起来，米德可能更加注重社会的规定性和框架作用，巴赫金则更加倾向于对话的革新性价值。

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共同尝试发展出一种对话伦理学或者称之为商谈伦理，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基于对相对主义的反感，阿佩尔尝试为对话伦理学寻找到一种先验的理性基础(Apel，2001a)41；另一方面，其对话伦理学的应用部分主张一种以目的论为导向的长远道德策略，以此来调和理想交往与策略行为的紧张关系(罗亚玲，2005)。然而，无论是其先验的基础论证，还是对对话伦理进行长远的道德“目标管理”，难免走向某种封闭性和终结性，实际上贬低了交往的建构价值，也和对话的自由精神相悖。(www.xing528.com)

也就是在这个方面，巴赫金的观点和结构主义的观点及许多同时代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结构主义思潮来说，人们试图借由语言学和语音学发展出一套高度形式化的原则和抽象的模型，极力使之渗透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中，建立起了一整套高度封闭性的独白语体。这种声音不断地宣扬其科学的野心，并以终结其他可能的声音为己任，但是独白往往不会长存，其魅惑的魔力却总是被一些对立或相异的语调冲破，比如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就借由科里斯蒂娃的诠释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思考空间，并强烈地影响了罗兰·巴特，导致了文本间性直至主体间性问题在结构的视野中重现(多斯，2004b)74- 88。德里达用“延异”的概念解构了结构主义坚硬的封闭性，使之历史化并永久开放(多斯，2004b)45- 47。历史也重新寻回自己的时间感，由静止到恢复不息的常态(多斯，2004b)572-573。

当然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并不仅仅是进化或者进步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或者动力，它可能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副产品和副效应，难以捉摸和控制，这就是离散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