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理论：传播中的道德探询

现代许多研究者都关注过对话的问题。

迦达默尔则把对话看作一种人类相互理解的方式。他认为，人对文本的原初含义既不可能复原，也没有必要复原。理解就包含在对新意义的创造之中。

Buber(1965)是在“我—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诠释对话的。在他看来，对话意味着对他人和自己的基本尊重，即使反对其意见，也承认其作为人的值得珍视的存在。真正的对话就是“人与人的相遇”。通过对话，我们会对自己和他人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也就是更加接近人这个东西。

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了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其内容是: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斗争；不做人身攻击；保持主题；辩论时要用证据；不要坚持错误不改；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对话要有记录；尽量理解对方。

“伯姆对话”影响很大。伯姆(2004)6指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这个观点就非常接近于古希腊人对“逻各斯”的看法。

但是，更加细致的是，伯姆(2004)12 -16认为人和人之间差异，文化与文化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定式将导致自发的争辩性必然存在，因此非常需要某种对话性群体的集体力量来形成某种群体智慧的自由空间，打开固有思维和观念的束缚。

伯姆(2004)19- 20还强调了对话的纯粹性:“应当指出，我们并非武断地认为对话没有一定的目的(purpose)——它只是没有绝对的目的。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相对的目的以供研讨，但我们并不专注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目的，也并不要求整个群体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那个目的。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人类能够好好地生存，但即使这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一定要为对话找出一个目的的话，那么我们的目的乃是在于真正地、流畅地对真理进行交流。”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听到苏格拉底的声音在回响。对话不是一种决策或说服。

伯姆(2004)23提出对话要“搁置己见”:“这个时候所要做的，就是暂时把你的思维假定搁置起来，既不让它们发挥作用，也不要刻意去压制它们的出现。你既不是不相信它们，也不是相信它们。你只是不去对它们的好坏做出判断。”按照东方观点来说，就是当一个人能够暂时地放弃自我，处于一种“虚空”状态，对话的融合就开始了。(www.xing528.com)

对话还要克制必要性思维，“必要导致冲动”:必要性是一种绝对中的思维，有着绝不退缩的意味，这样对话就无法展开了(伯姆，2004)25。

破除了绝对性，人们才能在对话中学会一种集体思维和意识，学会参与与分享。“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对话中做到搁置己见，那么大家就是在做同一件事。相应地，我们就能够共同审视一切。每个人大脑意识的内容就会在本质上变得完全一样。于是，在我们之间就会生成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即共享性的意识(participatory consciousness)。虽然意识本来就是具有共享性的，但一旦进一步明确它，就能做到更直率、更自由地参与和分享。这样的话，任何事情都可以在我们之间流动交换。每一个人都参与并共享群体所有人的全部意义。到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作真正的对话”(伯姆，2004)32，并在上述基础上开启“一种新文化”(伯姆，2004)33 -34。对话还是非常难，需要规则和对某些特定原则的尊重，但是又不能拘泥于规则，要保持对规则开放的探询性。

这样的探询最终将超越对话，当我们获得一种“共有共享”(communion)的精神能量时，我们就能够超越对话，融入整体之中。这个整体不单单是指你参与对话的那个群体，而是指普天之下、万事万物(伯姆，2004)56。这和东方精神不谋而合。

伯姆对话观正在展开其影响力。比如在职业与商业合作领域内，人们考虑引进对话作为一种变革和创新的道路(埃利诺　等，2006)。

麦金太尔(2008)237- 238从理解角度把对话当作一种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语境和场景(这种理解的统一性对基于一般实践形式的美德的理解至关重要)，对话是一种戏剧性叙事，也是人类交往的一般形式。

对话很多时候被用于心理治疗，罗杰斯(2006)120- 121提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疗法”，尝试运用一种真诚对话、同心共感和接纳称赞的办法来进行心理治疗。

在一定程度上，对话是对传播与沟通的最佳诠释，它比起我们对传播一般化的单向理解和实用主义原则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下面我们尝试通过重点分析巴赫金的对话观来阐明对话既是陈述性的，同时又具有道德意味的各种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