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初看起来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日常交流行为。但是细究起来，我们发现在日常应答的礼仪和一般性的信息交换之外，对话蕴含着基本的对立和冲突:如果一个说话人的言语被听话人完全接受，他会颔首赞同，但他不能一直赞同，但凡当他需要说一点有意义的话时，或者把倾听变成对话时，他总要打断并发言，要么可能对第一个说话人提出反对或者一点不同的意见，要么可能提出一个新的话题或者问题才可能使对话继续进行(同样的情况将循环往复发生在对话双方身上)。多元对话会更加复杂一些，但是基本情况相差不大。决然的对立或者拒弃会打破对话本身的存在，因此对话总意味着在不断的冲突中寻求某种共同性(共同体)的愿望和趋势。反之亦然，需要在共同中找到冲突和新的可能性让对话进行下去，这是对话本身的张力。这样看来，对话往往发生在争议之处，但是这种争议往往依赖于对话本身的逻辑和某些潜在的规范，也就是说，对话本身暗含伦理。
正因为对话具有的这种特性，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早就用对话的方式来探索真理(对错、知识)问题。孔子经常通过与弟子谈话来阐释一些基本的道德常识与核心理念。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前后，整个春秋时期都充满着一种百家争鸣的辩论氛围，就某些个体来看往往是一家之言，但是就当时整个时代和环境来看是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大型思想对话形式。
西方传统中更加注重个体间的论辩与说辞。dialogue一词来自希腊语dialogos。logos(逻各斯)，其原意主要是指一种承载着流动着的思想的言说行为。“在希腊人看来，只有流动的‘言’中的思想才意味着指向行动的要求，因此‘言’的行为是行为与观照的统一，这就是逻各斯，也就是本真的合逻辑性。所谓‘合逻辑’，不是指符合语法规范以及经验的逻辑，而是指行为与言语的统一，因此‘合逻辑’是一个伦理要求，即人的言行一致。”(许正林，2005)62
古希腊思想者的著述多采用对话的形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苏格拉底的口头(现场)对话形式，这也是当时规模不太大的城邦的首选(政治性)沟通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所及情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核心意义是，苏格拉底希望通过对话来发现或者寻找真理，对话是真理的接生婆。更进一步，苏格拉底追求知识或者真理是为了建立一种更有价值、更快乐的生活。但是，当某些教义(自认为真理的东西)窃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后，对话就演变成宣讲某种知识的问答体了(巴赫金，1998e)145。(www.xing528.com)
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实际上起到使(在场)对话形式化的作用(通过对苏格拉底对话的整理，或是借苏格拉底之眼、之口，抑或是两者皆有)。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通过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而强调了话语的口头性和现场性，并在在场对话和发言中发掘了表达民主性，即在一个现场的涉及具体事件和城邦决策的情境中，(在场)对话的形式允许每个人都拥有说话、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并加入公共对话(苗力田，1989)185。当然，大多数时候对话中都存在某种信息交换关系，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仪式化的。
技术性的修辞或者论辩术受到批评的原因也许在于其希望把伦理和道德的要素从对话和言谈中清除掉。修辞术使道德不成为一个问题，其言行不总是一致的，外在利益成为核心需求，它的愿望或者目光总是盯着言辞之外的目的。但逻各斯就要求言的本真性。因此，合逻辑是一个伦理要求，就是言行一致。
许正林(2005)63指出:“希腊的独特的言说方式——缺乏独语的教义统治、神话诗人在传播本原中的巨大作用、文字依附于口语等特点——导致言说能力不为某个集团所垄断，语言团体的不断扩大，是希腊民主制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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