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道德规则：现代传播思想与实践的道德探询

当代主流的传播研究理路都是基于传播机器及传播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性体系来展开的。在这种技术性、功能性和社会机器化想象的大众传播思路中又要求着一种怎样的品性或者价值呢？

从社会系统运转的信息角度看，能够把信息清晰、完整地传达出来，能够高效、顺畅地进行信息传递活动，我们需要某种客观的可以计量或者控制的效果，需要传播是透明的中介性活动。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要求其成为一个社会系统中无自我价值预设的透明高效的中介性工具，它应该仅仅提供一种事实性或者技术性存在。

这就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现实环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传播伦理要求，在一些社会中，传媒应该反映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全面呈现来自社会大众的信息(从信息量的海量角度来看，这似乎不太可能)，这样的思路延伸到新闻或者记者的职业要求，就是客观或者专业主义。在另一些社会中，因为管理者政府被看作人民利益代理者，传媒只要成为管理者的舆论工具就足够了(这也是透明的工具)，这就是新闻和记者的党派性原则。作为技术和机器的大众传媒展现了其两面性，大规模传播的技术本身导致了价值冲突和伦理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了，媒介和大众传媒实际上不可能是透明的工具，就像人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一样。实际上不可能用纯粹的物理学或者技术工程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传播问题，因为这里的对象是人，这导致所有的单纯简化的传播过程变得复杂和多元起来了。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透明性恰恰意味着不同元素的共在，不同元素的竞争、遮蔽和互动的相互关系(罗　等，2007)24 -25。

因此，在这个技术性的工具价值之外，实际上大众传播思维总是蕴含着人群的整合互动和社会建构问题(比如公众的形成或者哈贝马斯说的公共领域)，当然也涉及大量的利益和价值冲突。媒介对世界和人的塑造问题从伦理和道德角度看，是作为一种技术的善如何让大家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的问题。

【注释】
(www.xing528.com)

[1]在早期，除了神话体系之外，人们可能拥有更多的甚至纷乱的话语表达，比如一些素朴的哲学观与歌谣等，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内，往往会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话语体系居于主导地位。比如在西方某个特定的时期，除了《圣经》规训和解读之外，能够合法存在的个人话语相当少，那表现为一种艺术和民间歌谣的形式，往往也受制于主导话语体系、代神发言或者假借神意等，甚至艺术中也充满了神话或者宗教题材，以个人独立身份与名义的发言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

[2]比如英国人乔治·托马森在1640—1661年间就收集了超过22000本小册子(吴小坤，2011)73。

[3]新闻从逻辑上说是对新世界的张望，这有商业性的不断变化的特征，更加重要的是，脱离了禁锢的人们面对的是一种向前的时间箭头，这个时间的方向性导致我们无法完全按照过去的典籍和古训生活，好像是一种指向未来和不确定性的航程，每一个新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当下决定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能够提供一定对不确定性的消除，当然也展开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新闻诞生逻辑及其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

[4]当然，关于出版自由是否能够表征和完整涵盖思想与表达自由是存在巨大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