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机器与大众或公众－道德探询

这种大众传媒在当时甚至是现在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复杂，也存在巨大的争议。人们在面对各种传播活动时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这是基于对大众看法的矛盾性，这导致传播的意义截然不同。在人们从土地、基本的附属关系(领主和属民)及相对统一的精神信仰(天主教等)等普遍的又相对单一的规定性中稍稍被放松了一些，特别是在身体和思想上获得了一个单独的个体所具有的初步人身自由及独立意识时，怎么看待这些人？或者这些人是怎样的？是一些独立、理性的个体吗？如果从民主与启蒙的角度看，这些人被看作社会大厦的基石(启蒙指的就是应该以理性之光教育与启发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同时尊重人的权利赋予其人的尊严，甚至塑造这种新人)，他们将把这个社会导向一种民主的共和体。在这样的看法下，报刊和书籍具有重要的信息传播与理性引导价值，这些大众传媒技术帮助我们想象或者建立一个比较美好的民主、和谐的社会。

但是，这些单个的个人应该赋予其一个怎样的统一性？或者怎样称呼他们？或者他们(一些人)相对统一的社会性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使用阶级界定来为这些新出现的人们分群，并为工人阶级指定了其时代先锋的先进特征和解放世界的革命命运。还有一些人被抽象或者泛泛地统称为“大众”，实际上，在某些精英人士看来，几乎无法用某种固体的特征或者本性去确定这些人，他们难以归属，没有什么特别的共同性。

加塞特(2004)3惊呼一个“大众时代的来临”:“不管是好是坏，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现出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就‘大众’一词的含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这样的危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它的轮廓、特征及其后果早已为人所熟知，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为‘大众的反叛’(the rebellion of the masses)。”

勒庞(2004)称这些人为“乌合之众”:他们能够得到清晰观察和描述的特征就是群体性盲目与无知，容易被煽动或者暗示，产生某种群体性模仿或者跟从状态，成为“暴民”，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

休斯克(2007)描绘了19世纪末维也纳出现的新的政治基调(实际上这是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风暴):一些政治家充分利用了群体性的社会心理现实，去组织那些被权贵与精英们压制和忽略的群众，掀起了一股“暴民与流氓”政治群众政治风潮。在记者赫茨尔(1893年在法国)眼中的群众是这样的:“在这个依旧阴暗的大厅里，他们的低语声越来越大，汇成一股黑暗而不祥(dumpfe)的洪流。这股洪流穿过我的全身，就像在预示他们的力量。作为个人，他们彼此很难辨别；作为整体，他们就像是开始张开四肢的猛兽，对自己的力量只是朦胧有知。成百上千的脑袋，还有两倍于脑袋的拳头。”(休斯克，2007)158

从上述的观点出发，对新闻记者甚至是整个言论和出版就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其可能产生的不良煽动效果。当然，很多人也从反面期望能够借用大众传媒来搅动这样一种力量，为某些特定的政治意图服务。这样看来，大众传媒(出版、报刊)实际上可以看作并被用于政治动员和斗争的新工具，其对象与原因就是社会中出现的这样一些群氓。

与大众社会理论相对应的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上的“魔弹论”，即大众传媒可能产生一些直接、重要和明显的“皮下注射”般的宣传效果，类似的效果就是在当下如此发达的新媒体环境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导致传媒成为政治控制与争夺的焦点。

实际上(对)人的发展及其认识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人们刚刚从某种君权或者神权的统治状态下复苏，并确立个人独立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行动和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本身会在各个方面成长，特别是在认知与道德方面，这反映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行为的巨大变化:从茫然到自觉。对人本身的认识当然也是随着人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当然，对人的认识同时还和人们所处的基本立场密切相关:对于一个贵族和精英集团来说，那些要求自身权利的人群就是群氓与潜在暴民。

这样，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当这些群众获得足够的尊重并被看作未来的公民时，恰恰需要大众传媒来进行信息传播与沟通，通过交流与安抚大众的情绪，并为他们的各种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提供理性判断所必需的知识与信息。(www.xing528.com)

与勒庞不同的是，塔尔德虽然也对大众持批评态度，但是指出了人们或者大众的发展，并具体区分了群众和公众的不同。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变化或者不同？

塔尔德描述了“交流进入每一个家庭，并且把孤立的个体(例如那些正在平静地阅读报纸的个体)转变成那种看不见的群体、公众、一份报纸的读者群或一个政党成员的过程。报纸提供的信息表明了那些变幻莫测而又稍纵即逝的信仰，即舆论，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样，从海面上形成又从海面上消失。交流手段的增多的确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决定了人们的所说、所思及行动的规模”(莫斯科维奇，2003)206。

在塔尔德看来，正是基于新的传播技术(比如印刷术)的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抽象的交流平台，在这种平台上人们通过远距离暗示而产生一种不受空间限制的统一感或者神合，这恰恰与那些对人们进行直接暗示(演讲与反复动员等)所形成的过分热情甚至疯狂的群众区别开来。

“在我们文明的社会里，当舆论潮流形成后，公众组合的条件越来越不依靠身体的邻近。目击舆论这种社会之河诞生和发展，不再依靠人们在大街或公共广场上的相会。这种河流是巨大的冲动，很快将征服最坚强的心、最顽固的头脑，政府和议会正在把它们制订成政令或法律。奇怪的是，这些卷进洪流中的人互相劝说，或者说从上到下传递建议——可是他们并不接触，并不每天见面、每天交谈，而是坐在自己的家里，分散在很大的一块土地上，读同样的报纸。那么他们的纽带是什么呢？这个纽带存在于他们同步的信念或激情之中，存在于同时与许多人共享一个思想或愿望之中。”(塔尔德，2005)214

这样从塔尔德出发，人们甚至可以想象由出版事业和新闻界所造成的基于广大公民的某种意识上共同体的诞生与出现:“自从报纸闪亮登场后——现在还应该加上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开会或讨论的机会逐渐减少了。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公众生活转移到私人生活，并且把人们从公共场所，比如咖啡馆和剧院等，驱赶到家庭这样的封闭场所。它消除了像俱乐部、社交圈和沙龙等这样的私人社团，而使大量孤立的个体等待时机融入群体，在群体中按它的意志再造自我。直到此时，报纸才把这些个体聚集在自己周围，并使自己成为个体共同的统治者。因为挤走了个人交谈和争论的机会，报纸用伪造的论战场面和观点完全一致的幻觉取代了交流和争论。”(莫斯科维奇，2003)246这里对现代媒介的政治价值评价消极，但是事实上，所谓的公众和大众的区别在于公众经由充分的启蒙和教育获得了某种文化和精神状态，那么，在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媒介熏陶中，经过不同大众传媒训练和历练的人们获得了在场交流之外的更加广阔和丰富的交流方式，最后总有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与经验，个人素养会更高，成为一种更加自觉的人，这条路可以指向哈贝马斯所想象的理想公共领域。

因此，无论怎么看待这些从过去的禁锢中稍微独立或者分离出来的个体，无论是理性的人还是“乌合之众”，大众传媒这种技术都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正是这样一些人为大众传媒的诞生准备了最初的社会观众基础，大众传媒也被寄予启蒙、再生产或者控制这些人群的价值，当然大众传媒也常常被人指责生产或者煽动了这样的群体。

总之，早期的大众传媒被当作一种社会管理或斗争的工具，不同的传媒共同构成一个社会信息沟通和竞争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