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机器：满足现代社会需求

从社会层面看，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引发了对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的技术性想象。

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和需求是地理上的扩张与物流运输体系的成形。为了资本和工业产品的获取与流动需要，各种地理流通体系被相对完整地建构起来了:早期有海洋探险并形成跨越世界各大洲的海运(那时西方各国也是通过海洋争霸来完成自己的崛起和权力更替的)，更加重要和完备的是陆路运输系统，英国人与法国人很早就开始并完成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道网系统的建设。这使得“流通”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另外，劳动分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出现了，这导致不仅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功能上，社会经济生产被分成不同的组成部分，部类之间对物质和信息流通的需求同样帮助人们获得传播这个观念。

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当许多人从农奴、农民、小地主、贵族、传统市民、天主教徒等传统束缚与思想认定中被解放或者被“赶”出来时，终于成为自由的单一个体之后，他们被置入一种广大的劳动分工社会化过程中，这个过程先是形成一些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群体，后来又生产出了新的社会阶层。在这些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劳动者、不同的群体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对信息流动的需求是如此急切，在急遽增长的人口背景下，这些信息的量又是如此的巨大；而且，无论是从社会交流角度，还是从管理控制和秩序角度出发，如果缺乏高效的信息传播活动，经济生活和社会过程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信息传播活动的内在动因借由技术的助力，发展成为一整套现代社会技术化的信息传播机制和体系。

基于上述两种变化，一种社会经济角度的循环往复的交往传播网络观念就出现了，这恰好与当时的生理学和生命体知识暗合。法国圣西门主义者就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急切地希望“建立各种具有组织功能的人工网络，包括‘交通—通信’网(物质网)和金融网(精神网，spiritual networks)”(马特拉A等，2008)3。(www.xing528.com)

赫伯特·斯宾塞更是提出了一种社会生物学理念，认为社会通过不断分化进化，由简单到复杂发展为一种完整的社会有机体:“在这个系统整体中，流通系统犹如人体的血管，是执行配送和调节的基本器官。由‘道路’‘运河’和‘铁路’构成的配送系统，确保‘营养物质’的分配。信息(新闻报道、请愿、社会调查)和其他传播手段，如邮政服务、电报和新闻机构，就是负责调节的神经系统，它们管理着中枢系统和外围设备的复杂关系。”(马特拉A等，2008)4恰恰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后来香农等人对于信息理论的进行纯数学描述的原始起点:在这种神经传输的想象或者比喻中，我们可望展开一种纯信息的流动过程的描述、测量和效果监控。

正是基于上述基础，美国被看作“一个由识字人口、廉价报纸、便捷交通加上机械的文字复制品组合而成的产物”(凯瑞，2005)。如何把联盟凝结在一起，“答案就在文字与车轮中，也就是在运输(transportation)与传递(transmission)中寻找，换言之，答案就是利用印刷机和土木工程的威力，把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凝聚成一个文化整体，或者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凝聚成一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这就需要特别强调识字、报业和教育”(凯瑞，2005)。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2003)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

最初的时候，物的流通与信息的流动被看作一个整体化的过程，随着两者速率的不同与变化(信息作为一种轻质的东西，其流动的速率快过相对沉重的物，发展到后来那些轻质的信息好像或者实际上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慢慢地，人们开始把物流体系与信息传播机制分离开来，分别对待，信息传播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这就是大众传媒出现的逻辑)。人们对于社会系统性传播的想象最终就聚集到大众传媒上来了。这个时候，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和社会技术系统自然发展结果的大众传媒在社会系统性的信息传播体系中具有核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