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机器的诞生与道德探询

本雅明(2006)33指出:“作为文明的物化表现，19世纪的新行为方式和基于新经济和新技术的创造物是如何参与了一种幻境世界。”这样的幻境在本雅明看来包括拱廊、博览会世界、闲逛者对市场的沉溺、居室的幻境，当然还有最大的幻境:被彻底改造的巴黎作为文明本身的幻境(本雅明，2006)34。而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新闻出版物正在生成一种更加弥漫与广袤的幻境，现代传媒作为一种巨大的幻境机器正在不断地生成各种各样的幻境。城市和媒体是双生的。

一种技术性机器想象进入了传播思想的视野，作为机器或者社会性机构的大众传媒指明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路径，即一种社会机器性的传播体系或者制度成为传播思考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后果。

关于传播技术，人们提到最多的一个标准历史起点是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15世纪中期)。实际上纯技术因素仅仅是一个可以“看见”的明晰的标志，重要的是一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这种现代社会重要的技术性(机器)和社会性机构的内在社会发展逻辑。

从个人层面上看，那些从整体中独立(思想与社会现实双重意义上的)出来的个体就可以也必然会提出思想、行动和表达自由的要求^[1]，这其中重要的思想与表达自由开始可能是对《圣经》或者其他经典文献的个性化解读，之后发展为一些特异的个人思想的表达，这种解读和表达都需要一个表达的形式与场合，比如自言自语、公开的场合或者大广场，自言自语最终回到个人，如果其始终是一种纯粹自语的话，那么它根本不会也不需要进入我们谈论的视域，或者说从某种可见的及影响意义上这种纯粹的自语不存在。

那么思想之表达只能是对他人的一种讲述与言论，可能是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的宣讲，甚至是广场上的演讲，这种现象在17、18、19世纪甚至今天都很常见，尤其是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动员中。除了现场宣讲与表达之外，人们也许期望对更多人产生影响，写下自己的想法并使之印刷传播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比如说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传播过程中，政论性小册子风靡一时^[2]。小说成为一种个人化写作与表达的最佳载体。当然，一种新兴新闻纸也出现了，并成为信息及意见(有个人的，更多是很多人的，慢慢可能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的重要载体。后来，这些小册子与新闻纸^[3]自然发展成一种作为公共及商业性传播机构的出版业与报业，再后来就是广播、电影、电视:一个大众传媒的诞生与技术发展史。而原初的思想与表达自由的个人权利最终被落实到保障一种机构性(商业性)的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艺术自由)^[4]。(www.xing528.com)

从传播交流的最初起点来看，个人层面除了对个人化的思想与表达自由的强调(作为前提和交流的第一步，同时表达及其自由总是在对他人的表达中才能存在)，可能更加重要的在孤立(从神意中独立出来)的个人之间需要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为了一种共同生活的愿望与可能性，并为一种共同体的产生提供可能。原初的交流形式无疑是现场对话的，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想起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形式:所有自由民都拥有自由发言的权利，大家就通过有声的话语进行现场讨论，意见随时被任何人提出并进入讨论当中，大家就在这共同的讨论中决策和行动。

从对话层面看，过去城邦共和国的公共沟通方式明显无法面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古希腊的城邦规模很小，大致是100到4900平方千米不等，这意味着城邦公民可以迅速到达其政治中心。公民人数也是受限的，据闻，柏拉图经过计算认为理想共和国的人数为5040人(凯瑞，2005)。具体的地理距离和人数都难有某个确定的值，但是在那样一个步行或骑马的时代，现场言论的场合可能就基本限制了共和国的规模。想象一下，在一个所有公民都聚集的场合，要让每一个人的声音被所有其他公民听见，可能5000人都稍微嫌多，古代甚至也没有这样一个适合的公共性建筑场所来容纳这么多人。以当代广场来看，比如天安门广场，其能容纳的人数就已经远远超过古代共和国所能够承载的人口规模了，没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帮助，任何人的声音都不可能得到传播，更不用说大范围的对话与交流了。因此，借助现代扬声设备的广场式宣讲更近乎独白，所产生的是一种话语强制甚至集体催眠的效果。

而且，更进一步而言，也许在特定城市中进行的广场集会还能够使大家获得某种形式或者仪式上的共同感(我们无法忽视现代城乡斗争的曲折及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意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面对的是一种远较过去广袤的土地和庞大并迅速增长的人口。现场对话在国家层面的意义和影响就式微了，现场对话最终落入了人际传播的范畴，并可能在一些特定具体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内回响。

当宗教不再具有神圣的现实及精神统一性时，现场集体性的对话可能也仅仅停留在古代的“理想国”中，现代社会与人们对一种作为人们交流的社会结构性平台的需求显得尤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