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自由：勇气与道德探询

这样看来，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解读，并不一定能够嵌入到个人自由主义表达自由的观念链(但是并不排斥其作为一种早期思想源头的启发作用与宣示价值，最突出的也许就是“战斗的真理”形象对很多的“思想的自由市场”表述的暗示及象征性价值，还有对可操作性出版领域的确认)，对之做(理性主义)过度诠释大可不必^[13]。

言论自由总是和言论限制联系在一起的。最初的表达自由思想总意味着对权威或者暴政的反抗(无论其依据的是什么，弥尔顿依据的是圣经真理，洛克依据的是人的理性)。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这个时候的表达自由作为处于上升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及神权战斗的武器，无论是其所指对象，还是斗争行动本身都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这在表达自由所承载的道义上就是传播意味着一种对权力和暴政勇敢发言的道德勇气，勇于表达本身成为一种道德(美德)要求。表达自由是否还要求一种公开公正的精神呢？正如洛克所言，答案是肯定的。(www.xing528.com)

此时，表达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特定国家与时代)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反抗言论检查和压制的现实行动中，这既反映了一种观念在一些人心中生根，也来自特定个体的反抗和战斗的过程，也就是一种观念在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被建构与传播的过程。这其中有一些个人的行动特别突出，比如英国人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用其机智和勇敢的实际行动(创办周报《北英》，并用之来抨击政府与国王)，充分利用当时的社会条件(法庭与选举抗争，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国舆论和言论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来捍卫以出版自由为具体表现的表达自由(吴小坤，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