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巨大的帝国对于那些乐于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与演说的公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首先，演讲和说服的能力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对一个包括大量差异性庞大地域与文化的巨大共同体的忠诚是如此多样，某个特定的、共同的声音非常难以被找到。因此，不同的声音带着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加入到这场以帝国为名的争议中来，说服的技巧和办法显得尤为重要，演说和修辞术的流行，被古希腊人认为流动在语言中的逻各斯如果不是失落了，也变得模糊不清，重要的是一种演讲的能力，说服大家从事某一项政治事业。
但是，演说术越是得到推崇，越是表明政治演说是不充分的，其更像是最后的技术性表演。因为一个帝国太大了，需要面对的差异和争议太多，再难以靠在场公共讨论来实施统治，从罗马元老院对帝国控制力不断地减弱，独裁者纷纷涌现，我们可以看出言说本身无能为力。
这个时候，罗马帝国依靠以下几种方式来管理这种混乱。
(1)在独裁和共和之间摆动，并实际上依靠军事独裁者的强力来维持一个帝国的存在。
(2)书写与文字这种杂交与多产的(苏格拉底认为)传播介质获得了重视，它为帝国迅速增长的信息流动提供了一个持久和长效的工具及解决办法。(www.xing528.com)
(3)“罗马大道”作为一种各民族、物资和信息的重要勾连网络建立起对帝国全境便捷的控制与交流的体系。
(4)最重要的是一种共同意志的建立。统治者必须使这么混杂和差异的人群获得某种共同感，还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共同性和仪式性，需要一种共同意识来形成共通的文化。这恰恰不是独裁者作为个体或者部分利益的代言人能够提供的，古希腊时代依赖对话商议本身提供的共同精神，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最重要的一项潜在的功能。恰在此时，基督教出现了，其历经磨难，终成罗马国教(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官方宗教)，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也就是说，统治者负责世俗的各种管理和运作，共同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交给了宗教。
在中国更早一些时期，秦帝国(前221—前206年)及西汉(前202年—8年)分别采用了一系列类似的方法，从统一文字、钱币和度量衡，建立全境的驿站交通体系，管制言论，“焚书坑儒”，到最终的独尊儒术。一种思想体系伴随着王朝或者帝国体系同步建立起来了。一种思想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言论进入不自由时期，就是对于贵族集团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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