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询现代传播思想与道德实践

在古希腊，那些拥有“言论自由”的公民中存在两种言辞观。

一方面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为代表的希望通过在场对话来捕捉那流动中的逻各斯(logos)或者真理。

另一方面是修辞学或者雄辩演说术的出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修辞学关心说服他人的所有可用的方法，它本身包含道德与技艺两个方面的内涵，也展现了语言本身的两面性。修辞术一开始出现是应政治之需，为一种城邦政治生活所要求，人们需要通过有技巧、充满情感的演讲活动去说服人们，并促发人们按照言说者的愿望(或者某种真理)去行动以达成其特定的政治目标。其充分体现人类早期对言辞力量的张扬。慢慢地，修辞术演变成一种几乎纯粹的技艺训练，包括言辞修饰、节奏音律、句法结构和现场气氛掌控等方面的内容。其关心技巧和说服力开始甚于对道德和人的灵魂的关注，常被用在法律诉讼上，一直存在蜕变为一种纯技巧和诡辩术的危险。

修辞学与古哲学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苏格拉底就认为修辞术不过是一种迎合术。柏拉图宣称修辞术不过是一种小技，是有害的，亚里士多德期望以德(说)服人(许正林，2005)75。

对于这些“古代人的自由”^[4]，我们可能要小心谨慎些，因为并不能确定他们享有哪种、什么程度上的“言论自由”。比如苏格拉底就因言获罪，他被指控为不信神、向年轻人传播一些无用甚至有害的思想、毒害青年等，并死于其言论。看来古代社会就算在贵族和公民中言论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它总是有其特定的限制，比如城邦利益，或者以城邦之名。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言论没有自由问题，言论是自发的，它对于公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5]，一个人怎么说他就是什么，并为其言论承担责任。所以，苏格拉底的死亡审判，惩罚的是其对城邦的损害(而苏格拉底本人接受这个惩罚也是出于对城邦的忠诚与维护，这才是公民的终极目标)，在理念上并不具有禁止言论的价值和效果，对苏格拉底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更加深层的原因是言与行在那个时期是一体化的，言论还没有被单独提取出来作为一种抽象的个人化的东西。从苏格拉底从容面对并遵从这个死亡判决的姿态来看，他通过对城邦法律权威性的尊重，表达了其对所隶属共同体的忠诚或者认同。如果我们按照现在表达自由的看法，我们必然感到有点困惑:难道表达自由对苏格拉底不重要吗？重要，所以他至死不休，但是共同体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而且，从更深层面上看，他不是为了捍卫其言论权，而是为了捍卫他言说的内容，与自己的言说保持同一性。单个言论本身对他来说不具有独立价值，它仅仅在对话中获得价值，在这种追寻真理的对话中，言论自由是一种自然的前提。“言论自由”对苏格拉底及同时代的人来说还不是一个问题，言论有其目的，言论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真理。言论自由是自在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www.xing528.com)

这样看来言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具有个体上的自由性，对于社会(共同体)却实际上是不自由的。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代言论自由的矛盾根源在苏格拉底这儿。

雄辩士看上去更加符合表达自由的精神，相对于柏拉图的理性精神和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共同体的目的性追求，雄辩术体现一种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然而，虽然修辞术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对言论本身的张扬(或者可以看作把语言体系从其所服务体系上剥离的初次努力)，但是这个言论本身也需受制于社会共同体利益(辩士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大的前提)，当然这个言论本身也受制于特定目标，不管其是相当宏大的政治，还是仅仅是一桩诉讼。因此，如果说辩士体现自由主义精神，可能是使用了一种现代的眼光，自由主义就是一种现代的价值体系。

总的看来，古代西方社会的表达是有明确的限制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哪些群体拥有表达权，言论自由总是某一部分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是实际上拥有怎样的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自由，还是一定程度在一些内容上受限的自由，看来是后者。进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形成表达自由的权利观。

所以，很多研究者正确地批评了在讨论任何事情无限上溯的现象。不过，一些古代的知识作为人类历史意识和知识积累的一种自然反应自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在具体的概念或者思想的分析上，离不开古代人们所提供的智慧和基本范畴(范式性)。就言论表达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在古希腊的智者(辩士)与哲学家的争议中看到一种基本的冲突:在言论表达中致力于捕捉那些人的共同特性(传播什么)和对于言论传播技巧(怎么传播)的强调。等到表达自由思想出现以后，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种基本冲突在关于自由的争议中复活了。

表达自由是一种现代观念，有个人才有自由，有限制及对限制的清晰的意识才会有自由意识，自由是一种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