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的价值：道德判断法则、日常生活实践

就算存在许多问题，也无法否认功利主义伦理观作为一种基本的、便利又实用的道德判断法则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在一些后果看起来如此明显的事情上，还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实践性的即时决断上，甚至作为一种潜在的判断标准和道德的理由“活”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它已经成为人们道德意识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雷切尔斯(2008)115指出功利主义激进地挑战了我们的“道德良心”，某些常识看起来不是那么可靠的，比如认为白人比黑人具有更多的道德价值这样显见的偏见。功利主义最重要的启发也许在于我们应该重视、审视并驱除人类道德常识中的这类偏见。

最后他评论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未来的一代将会厌恶地回顾这样的情形——在21世纪，很多人享受自己的舒适生活，而第三世界的孩子却死于很容易防止的疾病，或者厌恶地回顾我们圈养并屠杀无助的动物的情形。如果有这种可能，他们可能就会注意到，今天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被批评为‘头脑简单’，因为他们提出了坦率地谴责这类事情的道德理论。”(雷切尔斯，2008)116

功利主义伦理观对于传播行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它为像表达自由这样的抽象传播行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伦理标准，也可能为对话提供目的论指向，即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新闻职业来说，比如一个深度报道可能给一些人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却可能带给更多人利益(公共利益)，这样看来深度报道的方法自然是正当的。对于具体的传播技术伦理问题，它也能够提供一个看似清晰的判断标准: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技术就是善的技术了!(www.xing528.com)

但是，这个如此简明好用的理论实际上难以保证它所要求的结果判断，特别是一些简单的即时判断也许可能是错的，这样确实可能导致一些极度简单化甚至荒谬的道德结论出现，因此功利主义实际上是不完备的，甚至在一些思想家看来它也不是最重要的伦理理论，对善的计算导致功利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方向性错误。

传播伦理中该如何计算善，看起来功利主义提供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那么，如果一个言语行为或者报道会导致一个人死亡，但会有益于很多的人或者公共利益，这样的传播行为看来就是合乎道德的吗？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全面掂量一下传播行为的适当性和正当性，而不仅仅是量的结果。功利主义原则说到底就是一种道德的经济学原理，其知识迁移的合法性引起了人们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