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伦理问题都是具体的、实践的，这就是一门关于实践的学问，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属于应用伦理学[5](而不仅是理念的演绎)的传播伦理研究。
那么我们要怎么面对传播伦理的实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和实践本身也不一定会截然分开。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把现代传播思想和理论看作对现代复杂生活的一种智识反应，包含丰富的对一段特定时期和特定实践活动的认识，而这个历史性实践在今天还在进行当中(无论以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名义)，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智力实践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这些思考本身还处于变化中，也对现实产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和改变，从它们处于行动中的思想建构力和现实化程度来看，其对当下的实践具有重要价值。也就是说，过去形成的某些理念实际上参与当下的实践活动。当下的问题和道德困境恰恰在于，过去的一些伦理道德原则之间发生重要的冲突(实际上这些冲突在历史上或者过去就一直存在，并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只不过当下又复苏了而已)，或者遇到了新利益或者新的价值标准的挑战，才出现一个决疑的局面。
其次，问题聚焦。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将成为引领我们前进的路标。如果我们把现代传播思想和各种理论理解为一种对特定实践的历史性描述，把这些混杂的观念和理论体系当作一个提问的规范背景和来源，结合对当下传播实践活动的仔细观察，在过去的思考和现实的碰撞中才能够把握时代真正的(传播伦理)矛盾和冲突的核心。通过对核心问题的把握，我们就可以面对理论和现实生活的交叉临界点(鉴于人往往是带着理念来进行相应的社会活动，实践就是在这样一个临界区域中发生的)。
最后，当代的各种传播实践活动也必然会成为我们探讨的重要对象的重要方面，本研究聚焦于一些不同的传播职业者，并深入一些复杂的有关传播伦理的具体案例来展开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这样可以发现不同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之间的对话在现实生活中的混响)。
当然这种分析从理论和学理上都将要从特定情境的处置再返归基础讨论。(www.xing528.com)
【注释】
[1]因为意识到我们的隔绝和分离，才寄希望于信息的沟通与传播；恰恰是对传播的热望暗示了我们之间的裂缝和断裂状态。(这是传播的悖论)
[2]在一定程度上，效率和经济利益一开始就是传播历史性、内在的动力因素。
[3]当然把他们教育成为囚徒或者公民的愿望是否都与此相关呢？福柯称之为规训。
[4]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学对信息论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并多有误解，而且信息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积极的，需要重新评估(罗杰斯，2002)。
[5]关于应用和应用伦理学的概念请参考邓安庆在《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中所写的中译本序第4—6页的阐释。邓安庆指出，加达默尔重现诠释了“应用”概念，其实质是在一种处境化的“问题”中去寻求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方式。按照这样的概念，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的“原理”的“应用”，而是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的一般性原则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域，产生于原则(或者价值冲突)的缝隙和空白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原则可循，“共识”就非常重要。所以，应用伦理学又被看作“问题定向的道德哲学”，实践是其核心特质(赫费，200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