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对话：现代传播中的种子与论争

现代传播思想史上，对传播的技术化和线性理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陈卫星认为西方传播学可以分为控制论、经验—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三大基础方向，控制论在这三个方法中就代表了典型的技术方向。同时，陈卫星(2004)4进一步指出，虽然有了这三大学派，“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播学的理论概念还基本上停留在一个线性观念上:一个信息源发出的讯息通过一个管道到达接受者”。实际上技术和线性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各种不同的传播思想和传播理论中，经验—功能主义可能会考虑传播技术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结构主义思想中带有很强的技术和数学思维，权力对他们来说有时也是一种技术。此外，技术思想有时表现为一种社会进化或者进步的思想；有时认为传播是人群的宣传、管理和掌控的最佳工具或手段；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对信息的数学计算和思考，如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还提出了一种基于科技文明的媒介环境生态构想，等等。

技术思维的形式多样，影响巨大，既包括麦克卢汉等技术乐观主义者，也有像法兰克福学派这种对技术的深刻批判者，人们都共享着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就传播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往往认为技术对传播的方式和效果等具有决定性影响，并常常以技术和进步(进化)来作为不同传播时代的判断标尺。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常识上传播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单向的信息过程，特别在传播学的狭义框架中(传播学传统学派)，传播一直被理解为一种技术和单向的线性过程，这非常明显表现在“5W”模式、维纳的控制论和香农的信息论所建构的数学化传播模型及对传播的大众传播“功能—效果”等工具性理解中，这更像是对完整传播过程断章取义式的掠夺。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了强化，比如“传”和“播”都指向一种单向传递行为或者过程，在传播与新闻的联姻中，传播的舆论控制效率和作为一种职业的应用价值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使得人们对传播的理解日益贫乏。

但是对传播的理解实际上可以更加丰富深刻。彼得斯(2003)30 -31就起码提供了一对:苏格拉底的对话和耶稣的撒播。这里的苏格拉底的对话指的是那种实在、面对面、一对一、鲜活、互动、不可复制、现场的特定对话本身。在这种对话中保持着一种交流的、最完美化的理想:“灵魂相互盘结、互惠往来”——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像天使那样心灵相通、融合无间。

耶稣的撒播观念可以用播种者的寓言来描述:播种者不停地播种，广及天下，种子撒落在各种土地上。一些会发芽，可惜很快被太阳晒死；一些被鸟儿吃掉；还有一些落到了欢迎它们的土地，结出了上百倍的丰硕果实(彼得斯，2003)44。

彼得斯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西方思想史上两位最伟大的传播者形象。但是彼得斯明显对苏格拉底的对话观持批评态度，一方面来源于其对对话的神圣地位的反感(彼得斯，2003)30，另一方面其不相信有所谓的完美交流，更加重要的也许是其对完美地交流美好愿望的风险性评估，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理想主义与暴力、霸道并不遥远。与此对应，彼得斯更加偏向于耶稣式撒播中的自由、宽容和模糊性。(https://www.xing528.com)

无论是受到批评的对话，还是自由的撒播，都比单向线性的传播观更加丰富。从简单的形式上看，单向的线性传播更像是一种撒播，但是仅仅是形式上相似而已，缺乏耶稣式撒播爱的内涵和信息的神圣性与能产性。在这里苏格拉底的对话比起单向的传播概念来说多了一份交流的来回往复，更重要的是那种不可复制的现场神韵，恰恰是大众传播机械复制形式中所缺乏的。更加重要的是对话这种形式本身还蕴含着更深刻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传播理念。

巴赫金从一种形式体裁角度对苏格拉底的对话表达出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苏格拉底对话体形成的基础是其对于真理及人们对真理的思考都具有对话本质的见解。他把用对话方法寻求真理与独白对立起来，独白往往意味着掌握了现成的真理。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对话式真理观，即真理本身是对话的。真理蕴涵在其对话的传播形式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阐释，他对后期苏格拉底对话的独白化为表述不同哲学学派的教义，最后发展为传播知识的问答体提出了批评(巴赫金，1998e)144 -145。

实际上，巴赫金尝试通过讨论苏格拉底的对话提出自己的对话思想。他的对话已经不仅仅是对独一无二的在场对话的关注，由此也就把注意力从所谓的完美的交流转移到真理生成问题上，而传播的“真理”就在于巴赫金提出的对话性，在于对话的潜在无限性本身。在场与否不重要，对话的时效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泛对话形式中所蕴含的精神生产与思想碰撞。

通过这样一种对话主义改造，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现场对话也可能是独白式的问答体，这与它是否进行现成的对话无关。而耶稣撒播式的“种子”却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在长时段中形成一些大型的、或明或暗的对话与论争。对话在巴赫金那里被充分地形式化了，并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这既是对相对单调、乏味的传播技术性理解和统治的挑战和批判，也是对传播理念极大的丰富。

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产物，传播展现了其作为时代悖论的深刻矛盾性:对于人类来说，怀疑和断裂几乎使我们处于永远的隔绝和孤立的状态中，无法顺畅的交流和沟通，结成一体。但是也正是这隔离，导致了传播的热望，在交流失败的地方，人们盼望传播，也需要传播来重温作为整体的统一性，并重建属于我们的行为共同体。面对这种难题和困境，对话更多地抓住了这个世界的原貌和精髓，它能够涵盖当代传播理念的大部分，极大丰富我们的传播思想。同时，面对当代社会独白流行和技术性传播观念处于主宰地位的现实状况，无论是从立场还是伦理角度，对于传播研究，对话思想比独白意识和技术思维具有更大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