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交流及现代传播思想与实践

最后，在一种哲学美学与社会人类学混杂的知识区域中有另一种努力。

(一)一些交流的思想

胡塞尔的现象学讨论了“交互主体性的构造”并把目光集中于“生活世界”(胡塞尔，2005)，指出了从生活世界出发通向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胡塞尔，2001)125。他寄望于“生活世界”的“原真”为分裂的意识提供某种终极的保证和最后的依托，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具有重要的中介价值和自在的完整性与统一性。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过宗教和报刊的传播问题，勾画了一个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社会交往(包括精神交往)的全面景象(陈力丹，1993)。

哈贝马斯试图在人类广泛的各种交往行为中发现和论证行为及社会的合理性，并通过阐释一种“交往理性”深化了“主体间性”的思想，提出了理想化交流的基本陈述条件(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及“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1999，2004)(人们往往用它来要求或者想象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他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米德来说，符号和信息的互动具有心理和社会意义上的核心价值，人们的心灵、自我及整个社会正是经由语言这个核心媒介，通过广泛、复杂的互动过程才得以诞生和形成的(米德，1992)。

Levi-Stranss是在广义社会交换基础上理解传播的。据此，他甚至提出了一种交流理论来阐释整个社会的结构，这包括三个层面:不同团体女人的交流、商品与服务的交流、信息的交流(Levi-Stranss，1958)82。

在综合的路数上，在个体与社会或者文明之间，弗洛伊德与拉康等研究者发展起来的“谈话疗法”成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路径。他们创立的精神分析法也非常注重个体自我与社会及文明的复杂关联，致力于发现个体心理与自我意识是通过怎样的交流和信息互动活动建立起来的，他们甚至还期望提供一种以谈话为核心的信息治疗去改善人的精神状况。

(二)对广义媒介的关注

除了一些直接提出传播、交往和沟通理念的思想，还有一些理论与思想实际上间接提出了传播与交流的问题，这主要是通过对一些广义“媒介”的关注来表现的。

1.语言成为核心的关注对象

对语言问题的深入研究甚至导致20世纪的思想史上的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范式作为20世纪一个主要的、声名远播的思想潮流恰恰得益于语言学的领航和影响。索绪尔的努力(《普通语言学教程》)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和启发，他把语言当作一种自明的系统，排斥了现实的指涉，认为其是在一种纯粹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自己形式化的秩序和规则，这种原则和方法事实上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了足够巨大的影响(多斯，2004a)60。实际上结构主义的诱惑恰恰是它承诺提供严密、精确和形式化的方法，甚至走向一种真正科学性的保证，这正是时代潮流对人文社会学科提出的新要求。(www.xing528.com)

雅各布森通过高度抽象和规范化的语音学研究推进了语言学的这种科学化的进程。他非常强调数学中的交流与信息理论的重要性，并要求着语言的普遍法则(多斯，2004a)71，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能够为高度形式化提供终极的保障。巧合的是，稍早一些，美国的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提出了信息论的原理，尝试使用纯数学的语言来描述信息传播的过程(Shannon et al.，1949)，正好符合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自己的科学想象，也是时代的思想氛围(信息和传播的过程越过本体论受到大家的关注)在硬科学领域内的反响。信息论(也许还应该加上控制论和系统论)实际上成了电脑等新信息技术设计的思想基础^[4]，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今天对传播的理解，尤其是对技术性传播的理解。

2.对符号的关注

从结构主义的视野出发，语言学研究对形式化的追求，最终通过隐喻和知识移植的方式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这直接导致语言学向语言哲学过渡，其重要结果或者样式就是符号学的出现。无论人们是从什么角度切入符号学领域的，起码从研究成果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到有那么多人投入符号(记号)的研究:皮尔士(《符号和各种范畴》)、巴特(《符号帝国》)、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庞蒂(《符号》)、雅各布森(《符号学的发展》)、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朗格(《符合逻辑导论》)……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列下去。

一般符号学(以区别于对语法系统的研究)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既是个自然、合理的发展过程，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结构主义的自我封闭，因为符号就是文化与社会的产物，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它必然要对社会和生活现实开放，“符号总是让我们认识更多一些事物的东西”(这也是语言的本质)(埃科，2005)。符号学的重要发展路径之一是对符号概念的考古研究(埃科，2005)，那么福柯所提出的知识考古及当代对话语理论的研究就自然把权力、制度和历史的因素引入了语言哲学的研究。

3.人作为核心媒介

埃科(2005)指出了语言哲学的一条发展道路是“建构出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的哲学”。卡西尔是这个研究路线的典型代表，他是从传统的本体论角度(人是什么？)出发的，他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卡西尔，1985)34。这个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提问本身，人因为符号获得了某种中介价值和文化意义。

埃科(2005)指出的语言哲学的发展方向还包括文化人类学的繁盛。Levi-Stranss(1958)通过在人类学研究中引入结构模型和语言学类比，引起了一场认识的革命。那意味着，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的和生物性的，人类还是文化的，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中介，人类是他自己的产物。另外，在美国，来自米德等人类学专家的研究对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现代人类学研究总要指向文化内和不同文化间的符号、交流和传播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人既是其自身，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是独有的文化载体和中介，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语言、符号和人自身的研究无疑都涉及了许多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但是在特定的思想突变期，对这些对象的关注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一种超越其自身的倾向，越过这些对象本身而转向了其他的领域。简而言之，语言、符号和人类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媒介(互为媒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关注交流和交往理论的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在语言和符号这些具有普遍中介价值的一般人类“中介物”上。

当然在现代技术领域，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大众传媒正是这些中介物中最核心的对象和新事物。

在这里，我们仅仅简要地列举了很少的经典作家，试图指出在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前后，出现了对表达、交流和传播观念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又非常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对“泛媒介”的强烈关注。总之，伴随着这个时期特有的思想冲突、突变色彩，一些传播思想诞生并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