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把传播系统描述为社会发展与文明的动因的社会生物学模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样一些人的形象在一个大型的有机生命系统中当然可以被看作一个个“细胞”,这就是大众社会早期的想象,这种想象直接催生了大众传播研究。这些“细胞”当然需要信息交换或者进行沟通,鉴于“乌合之众”的危险性和盲目性,可能更加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管理与控制[3],或者通过启蒙和教化使之成为公民。
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基于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自由贸易的观念和广泛商业(品)流通及必需的长距离运输行动[2](传播这个词首先就是指这样一种实在物的物理传递和运输,在美国环境中也内含了这样的含义),加上现代印刷技术和电报等现代通信技术不断发展,非常需要从经济与商业角度把整个社会理解为一个具有网状结构(团体交织、金融勾连、信息或精神流动)的系统整体。移植当时的人体解剖、生物学知识和生命体概念,这个系统中不同的货物和信息源源不断地构成一个完整、能够发展和生长的类有机生命体。“19世纪末,把传播系统描述为社会发展与文明的动因的社会生物学模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马特拉A等,2008)6传播作为一种现实社会整合的工具性概念已然出现,这种概念最直接地指向大众传媒这个实体性机构,它最终承载这种被缩水了的传播的观念和想象(因为传播的重物理特性在后面的发展中被一种更加轻质的信息流甚至意识等精神含义所冲淡或者取代)。
现实中分裂的个体在社会管理者和部分社会精英眼中既是蒙昧、无知、野蛮而充满危险性的(个体化的、难以预测和理解的),又是原子化、可计量、无个性的作为人口的社会均值人形象(单向度的人与乌合之众)。这样一些人的形象在一个大型的有机生命(传播与运转)系统中(社会概念)当然可以被看作一个个“细胞”,这就是大众社会早期的想象,这种想象直接催生了大众传播研究。这些“细胞”当然需要信息交换或者进行沟通,鉴于“乌合之众”的危险性和盲目性,可能更加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管理与控制[3],或者通过启蒙和教化使之成为公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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