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路径与实绩：亚洲传播研究的成果和关键方向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

(1)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文献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2)从传统经典文本和现代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3)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进行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

(4)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历史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www.xing528.com)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1)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Chen，Dissanayake，Ishii等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2)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人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Shi(2007)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研究；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其中，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3)比较研究。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