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心论的预设与前提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

Miike(2002a)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做了界定:某种传播学理论体系或学派，它的观念、理路和思想资源植根于多样化的亚洲文化传统。其中包括四重预设。

第一，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是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从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注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

第二，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亚洲中心传播研究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成的松散文化圈。

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时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形成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意。Ishii(2001)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

第四，亚洲中心论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将其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Miike，2003)。

除了Miike所提出的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

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www.xing528.com)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其他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Chen et al.，2003):

(1)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2)在认识论上，亚洲文化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3)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4)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5)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的“法”(Dharma)、中国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