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心论：传播思想与实践中的道德探询

Miike(2004)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

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自然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Asante，1998，1999)观念的启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历史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

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

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很容易忘记印度、中国、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20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地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www.xing528.com)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Tu，1999)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

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开始思考那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本土性文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 et al.，1987)。

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中心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