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儒家法制与刑罚的作用

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①。此非变通者之论也②，非救世者之言也③。夫上圣不过尧、舜，而放四子④，盛德不过文、武，而赫斯怒⑤。《诗》云⑥：“君子如怒⑦，乱庶遄沮⑧；君子如祉⑨，乱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盖以止乱也。故有以诛止杀⑩，以刑御残⑪。

（选自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卷五《衰制第二十》）

【注释】

①德化：以道德感化。独任：专用，指专用德化实现天下大治。《汉书·董仲舒传》：“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②《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趋时者也。”③救：原作“叔”。据王宗炎说改。④四子：共工、驩（huān）兜、三苗、鲧（gǔn）。放四子：流放四人。即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流放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见《尚书·尧典》。“放四子”是舜在位时所为，此文说“尧、舜”，“尧”只是连类而及之辞。⑤赫斯：赫然，满脸怒气的样子。赫斯怒：是《诗经·大雅·皇矣》之语，指文王而言。《孟子·梁惠王下》也说：“《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说“文、武”，与上句说“尧、舜”一样，“武”只是连类而及之辞。⑥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⑦君子：有地位的统治者，指君主。⑧庶：庶几，差不多。遄（chuán）：迅速。沮（jǔ）：阻止。⑨祉：福，意指让贤人得福，即奖赏任用贤人，给他们爵禄。⑩以诛止杀：用杀人来制止杀人。指用杀掉杀人凶手的办法来除去祸根，并使人不敢杀人。汪继培说：“《商子·画策篇》云：‘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有：犹“为”。⑪御：与“止”对文同义。

【品读】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而法制是国家进行统治的工具，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保障。因此，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人认识到了立法与治国的关系，有不少治国之道都是围绕法制提出的。这段文字就体现了王符德刑并举、礼法兼用的治国策略。

一般而言，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其根本含义是要突出道德在治国上的主导作用，讲求以道德礼仪引导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安定民邦。儒家认为道德礼仪可治本，而政令刑法仅可治标，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所以，明智的统治者都应坚持“德治”立场，在治国中坚决贯彻“任德不任刑”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完全排斥刑罚的地位与作用。在儒家学者看来，刑罚不能作为治国的主导手段，但可作为“德化”的有益补充。原因在于，没有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往往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而没有以“法治”为手段的“德治”，往往会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质效用。因此，高明的统治者在治国方面应该拥有两手——文武并用，恩威兼济，德主而刑辅，先礼而后法。

然而，由于秦王朝“尚刑而亡”的历史教训，在西汉初期，几代思想家、政治家对秦大张挞伐，极力强调“治以道德为上”，大力提倡道德教化，甚至有人认为刑罚作为法治的重要内容可以不必采用，只有通过道德的感化才能使民臣服。也就是说，儒家德刑并举、礼法兼用的治国方针，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只主张实行“德治”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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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商代末期三苗地域图

王符针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不通达事理变化的腐儒之论，完全是一种“弱视”和“短见”。因为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圣人尧、舜，还曾运用刑罚，将驩兜、共工、鲧、三苗这四位有罪或治理无方的部族首领放逐到了边远地区，尧、舜并不认为德化教育是万能的工具。同样，品德最崇高的周文王和周武王，也都诉诸过武力。因此，必须运用刑罚乃至武力，才能平息祸乱，即所谓“以诛止杀，以刑御残”。这就是说，王符继承了儒家的学说，虽然也将刑罚的地位界定为德教的辅助，但不主张废弃刑罚。甚至，在这段文字中，他似乎更加强调刑罚的作用，认为刑罚本身也蕴含着仁义价值，这就比一般儒学者更为重视刑罚的作用了。实际上，王符“以诛止杀，以刑御残”的主张与法家商鞅“以杀止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的说法一脉相承，说明王符在对儒家法制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法家理论的影响。不过，从思想渊源来看，王符仍没有超出儒家的思维模式。

【扩展阅读】

导言：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认为，百姓之所以畏惧法律，并非是畏惧法律而是畏惧刑罚。没有法律，百姓则无法估计因自己罪过而应受的处罚，这就批评了有法不用的弊病，尖锐地指出其恶果是失信于民。

有法不用，不如无法

古之立法，不惟惩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盖已犯之必惩，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惩之者法之义，折之者法之仁。……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则为法，法用之则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无法。何则？无法则民未测其罪之所当；有法而不用，则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号令，不曰“号令”而曰“空言”；垂之简书，不曰“简书”而曰“文具。”法至于为空言、文具，是无法贤于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终乎无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终乎不胜用。

（节选自杨万里《诚斋集》卷八九《刑法下》，四部丛刊本）